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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婚姻在任何社会里，都不纯粹是个人的私事，社会总是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对私人的性生活进行干预，使其成为公共事件。[6]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激进主义总是将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干预推至极端。在以这些思想为指导的政治运动中，性压抑被标榜为品行高尚而倍受崇尚。[7]一度被推崇的太平天国运动，曾禁止夫妻间“私自”发生性行为—这属于“天条”之一。“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8]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妇女，生病时不能让男医生看病。除非父亲、兄弟或丈夫陪伴外，一律不准出门……。[9]而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任何婚外性行为绝对禁止，即便已经正式订婚，也绝不容稍懈。演戏、舞蹈和一切游戏被禁止。人们都穿着像僧侣的衣服。[10]
社会对性进行管制有多重理由，有些理由有历史和现实合法性。性管制的首要理由在于血缘关系的纯化。在以家族统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卑，血缘关系的识别具有第一位意义，它是识别亲属以及以亲属为基础的财产流转关系的前提。性关系紊乱，会使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治理发生困难。第二个合理性在于公共卫生防疫。传统社会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对于疾病，只能采取防范重于治疗的政策，而禁欲是防范性病以及通过性交传播的其它疾病的有效手段。[11]第三个理由在于人口控制。古代由于节育措施失缺，对于人口控制，主要是通过性行为的控制来实现。性管制还有一个理由是维护组织团结，防止性资源竞争导致组织内部关系紧张。然而，所有这些可以成为性管制正当化的理由，都无法合理解释激进主义者的极端行为。对此，福科有过精当的分析。他认为，控制性的最主要目的乃在于控制人。他说：“权力并不害怕性，相反，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12]捕获与诱惑，对抗与互相增援；从19世纪开始，父母和子女，成人和青少年，教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精神病医生和他的歇斯底理症患者及性变态者，所有的人一直在玩这个游戏。[13]
二、行政管制权的结构
对性行为进行管制，通常是行政的事项，或者说国家的事项。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本无这种管组织一体化。组织一体化曾是治理国家的首要技术手段—现阶段正在出现组织分化。人民政权执政之初，对国家实行了准军事化管理，国家和社会融为一体，组织和个人又化为一炉。组织一体化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数百年的“沙化现象”—即孙中山所言的“一盘散沙”现象，使整个国家凝聚成一团。[14]在国家重新组织过程中，高等院校被纳人国家行政科层体系。高校的资金来源、干部管理、招生、分配无不纳人国家行政体系之中。组织一体化使国家权力在高校顺利施行，高校理所当然地分享了国家的行政权。
意识形态化。国家权力必须有其道德基础，而道德的基础又是社会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的统一始终是第一位的。统一意识形态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从而统一人们的行动，为权力的运行提供合法化依据。一旦意识形态失范，权力就会出现危机。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中，高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并牢牢控制的思想阵地，决不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高校担当着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职责。
由教育机构承担“道德清道夫”的角色是我国教育一个古来的传统。按照传统教育思想，相对于知识的传授，人的教化更为紧要。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德行一科最为孔门所重。据史学家钱穆分析，由于中国一直未形成统一的国教，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即负起了其它民族宗教所负的责任—净化心灵。儒教乃是一种人道教，或说是一种人文教，只要是人，都该受此教。中国传统教育代替了宗教承担的对人进行教化的职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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