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
邓建鹏
【摘要】在清代官方息讼传统下，讼师活动被认为促使词讼大增，由此而来的大量积案令衙门承受巨大压力，讼师的行为还破坏族众与邻里间的关系，侵夺当事人的财产。因此，讼师受到各级衙门的严厉规制。这主要表现在：官员发布告示，劝谕当事人不得听信讼师教唆；警告讼师及早收敛，否则将给予严惩；直接查拏及严惩讼师。官员对讼师的规制表明衙门力图去除讼师的所有相关活动，实现无讼的理想世界。不过，清代词讼数量大增客观上与讼师参与诉讼活动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好讼地区经济生活复杂化与人口压力增加。另外，大部分当事人未受过基本文化教育和不谙律例，而衙门未能向他们提供充分的法律服务，降低社会对讼师的需求。面对大量诉讼纷至沓来，在正式制度的不足导致社会对制度需求相对增大的条件下，催生了讼师这种非正式制度以满足社会需要。但是，这种非正式制度一经产生，其与正式制度并不仅仅呈现功能上的互补，而且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与对抗。官员规制讼师的一切活动，促使讼师参与诉讼的行为朝非法化转变。而在司法实践中，官方对讼师的规制并未完全收到实效。
【关键词】清代；讼师；规制；息讼
【全文】
在清代，讼师参与诉讼活动受到严厉规制。国家法律制度和各地官员的政法实践大都表现出对讼师活动的根本否定。规制讼师是清代各级官员司法行政活动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并且贯穿清朝始终。清代的讼师活动引起一些国内外学者的关注。[1]但是，有关清代官方规制讼师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图分析清代讼师受到官方规制的主要原因；其次，探讨官员规制讼师的基本方式；最后，分析官方规制讼师的效果及相应的社会问题。
一
在清代，涉及户婚田土钱债的讼案被官府视为民间细故。大部分官员认为，讼案的缘起乃在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必须对私人进行伦理道德教化，促使邻里、家庭自相慈爱，以“忍”为先，委曲求全，方可心底清静，相安无事，以免倾家荡产，亲友失欢。如清人陆陇其听讼时，据说往往如此劝导双方当事人：“尔原被非亲即故，非故即邻，平日皆情之至密者，今不过为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一时拂意，不能忍耐，致启讼端。殊不知一讼之兴，未见曲直，而吏有纸张之费，役有饭食之需，证佐之亲友必须酬劳，往往所需多于所争。且守候公门，费时失业，一经官断，须有输赢。从此乡党变为讼仇，薄产化为乌有，切齿数世，悔之晚矣。”[2]
清代官员对讼案的上述认知模式颇具典型性。这一息讼传统限制了私人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大部分清代官员受理民事讼案，其目的主要在于平息争执或维护社会秩序，并不以保障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为追求。如道光年间李方赤在广东按察司任内向当地发布的告示云：“为劝民息讼，以全身家事。照得安民之道，要在息讼。”[3]在这种息讼的普遍趋势下，各地官员也连带贱视从事诉讼职业的人员──讼师。这正如夫马进认为，如果承认了讼师，也就不得不容忍“好讼之风”和“健讼之风”。[4]许多官员认为讼案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讼师教唆词讼、兴风作浪。这些讼师宛如苏州蛤蟆──南蟾（难缠）。在他们“架词构讼”的操作下，更多潜在的案源不断被他们挖掘出来。比如，曾任官于四川的刘衡提出：“民间些小事故，两造本无讦讼之心。彼讼棍者暗地刁唆诱令告状。迨呈词既递，鱼肉万端，甚至家已全倾，案犹未结。且有两造俱不愿终讼，彼此求罢，而讼师以欲壑未盈，不肯罢手者，为害于民，莫此为甚。”[5]讼师的活动增加了呈递到衙门的词讼数量，而且骗取当事人的财产，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秩序。这样的认识在清代许多官员中颇具普遍性。故而，官府务必严行提防这些“教唆词讼”的讼师。
另外，在许多官员看来，讼师不仅通过教唆词讼，破坏族众、邻里间的和谐关系，而且为当事人出谋划策，收取与其活动不相称的大量报酬。为了中饱私囊，讼师在当事人之间从中作梗，使诸多词讼未能及时审结。如董沛认为，“民间每因些小微嫌动辄讦告。推原其故，皆由奸恶棍徒从中播弄。盖愚民忿起一时，情非甚迫，其势尚在得己。一遇讼棍，视为奇货，鼓舌摇唇，多方煽惑。遂至良懦小民中心无主，或离间骨肉，致操同室之戈；或怂恿宗亲，隐起萧墙之祸；或造伪契而侵人产；或藉命案而累无辜；或通窃盗以扳供；或结胥差以敛贿；或借端生事，半出铺张；或捉影捕风，全无踪迹。种种变化不胜缕言，徒使愚民荡产破家，废时失业。该棍徒私囊已饱，为害殊深。”[6]为此，李方赤把讼师一类的人视如“豺狼为性，鬼蜮为情，把恃衙门，武断乡曲，以刁生劣监为羽翼，以奸胥蠹役为爪牙，人或有隙可乘，彼即挺身而入，或谋人财物，或破人婚姻，或败人身家，或误人性命，或与乡邻为敌，或与官府为仇，一谋足以害两家，一人可以唆两造，索谢不遂，反而相攻，毒手既施，转与交好，有时明目张胆，皆惊使笔之如刀，有时匿迹藏形，尽伏射人之暗箭，使其所诉得直，无怪信之而不疑，奈何其事已诬，犹且甘之而不悔，害民莫此为甚。”[7]
在有的官员看来，讼师还成为教唆当事人伪造证据的高手。王又槐即持这种观点：“讼师伎俩，大率以假作真，以轻为重，以无为有，捏造妆点，巧词强辨；或诉肤受；或乞哀怜；或嘱证佐袒覆藏匿；或以妇女老稚出头；或搜寻旧据抵搪；或牵告过迹挟制；或因契据呈词内一、二字眼不清，反复执辨；或捏造、改换字据，形色如旧；或串通书吏捺搁；或嘱托承差妄禀，诡诈百出，难以枚举。”[8]咸丰年间曾于浙江会稽、安吉等县任官的牟述人发布如下告示：
（讼师）润笔而攫其金，抗颜无愧，下井而投之石，举手何劳。覆为雨而翻为云，共被其祷张之幻。横成峰而侧成岭，自运其变化之神。旗鼓逢用武之时，敌人胆落。刀笔托斯文之末，学者心倾巧出，机关颠倒六州之铁，暗通线索，搜罗两国之金。访有不法匪徒挟其制人之术，长于诱敌之才，用笔墨以结因缘，借扛帮以谋衣食。明于法纪，恃刀生劣监之符，潜入公门结蠹役玩书为友。记三八收呈之日批语，抄录来索十千润笔之资。谢仪收到，砌词上控，以挟制官府为能。造语飞传，以恐吓乡愚为事。合行出示，访拏为此。示仰前项匪徒知悉：莫作吠尧之狗，甘为助纣之人。……自示之后，如敢仍此不法，实憎其化鸠之目，莫改其见猎之心，按名悉予严拏，照律定行重究。[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