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还在于：如何使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相对应？这便需要反复、合理地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准确分析生活事实，正确理解规范与事实的本质，直至得出符合正义的结论。“相对于裁判的字义，法官在案件中有着先前判断与先前理解。法官有这些判断或理解，并不必对其责难，因为所有的理解都是从一个先前理解开始，只是我们必须把它——这是法官们所未作的——开放、反思、带进论证中，而且随时准备作修正。”[38]大部分
刑法用语都具有多种含义，其可能具有的含义也会比较宽泛，而解释者总是对
刑法用语（尤其是并不陌生的用语）存在先前理解，但是，解释者不可固守先前理解，而应当将自己的先前理解置于正义理念之下、相关条文之间、生活事实之中进行检验。如果这种先前理解符合正义理念、与相关条文相协调、能够公平地处理现实案件，便可以坚持这种先前理解。但是，当自己的先前理解有悖正义理念（或违背普通的正义标准）时，必须放弃它；当先前理解与
刑法的相关条文存在矛盾与冲突时，也必须放弃它；当自己的先前理解不能公平地处理现实案件时（按先前理解处理案件不能被一般人接受时），必须放弃它。放弃先前理解之后，应当寻求新的解释结论，再将新的解释结论置于正义理念之下、相关条文之间、生活事实之中进行检验，直到得出满意的结论为止。易言之，解释者必须注意到正义的诸多层次，各种不同的可能。面对有疑问的条文时，应当想到各种可能的意义，提出各种不同的假设，对各种观点进行充分的论证、反复权衡，看哪一种解释结论最符合正义理念。
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要善于运用各种些解释方法。虽然解释方法繁多，但没有一种解释方法可以将
刑法所有条文都解释得符合正义，又不超出
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各种解释方法既不完全一致，也不完全对立的。所谓“不完全一致”，是指各种解释方法本身具有差异性，甚至具有对立性。例如，扩大解释与限制解释，在方法上明显对立。历史解释与同时代的解释，在方法也可谓对立的：前者重视
刑法制定时的历史背景；后者重视社会发展的需要。所谓“不完全对立”，是指在不同场合运用不同的解释方法，都可能达到解释目的，揭示出规范的真实含义。例如，在此条中，使用扩大解释方法，才能实现
刑法的正义；在彼条中，使用限制解释方法，才能实现
刑法的目的。如此等等。所以，解释者为了追求正义理念、实现
刑法目的，必须敢于尝试罪刑法定原则所允许的各种解释方法。
对生活事实进行分析时，要准确把握生活事实的本质。事物本质是每个立法与法律发现行为中必要的“催化剂”，它能够使
刑法理念、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当为与存在之间，产生一种关联、对应。对于个案本质的分析，应当以刑法规范的本质为导向。对于个案事实的归纳，应当向着刑法规范开放，使个案事实经由构思而成为一个与刑法规范相对应的事实。所以，
刑法的解释，并不仅仅在解释制定法。“法律人的才能主要不在认识制定法，而正是在于有能力能够在法律的——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