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与借鉴：现代化语境中的中西法文化
曹全来
【全文】
一．不能逾越的“现代性”
当今中国的学者，一个基本的任务，就是努力寻找中国式学术的立足点，寻求某种“道统”，从而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指南和动力。从学术自身来看，则要恢复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心。大凡具有文化担当意识和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无不在此方面下苦功夫。
接受这一重大命题的学者，无论如何下笔，无论如何着眼，其不能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评价中国固有的（包括20世纪以后形成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正是构成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它的灵魂。因此，在中外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当今世界，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学术与世界其他学术传统，尤其是西方近代学术传统的关系，也就可以理解为中外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
评价必先确立标准。因此，这里讨论的问题，实质上就转化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未来中国可能要走的道路和发展趋势是什么，以及，第二，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能否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
关于第一个问题，尽管目前学术上的讨论甚至争论从未停止，但不外乎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问题。对于这一点，笔者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或者，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这一历史命题，中国是绕不过去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对自身现代化过程的反思哲学，并非没有普遍意义，然而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必以努力实现现代化为主要历史任务，兼顾所谓“后现代”问题，当是一个基本思维框架。[1]
现在，我们来思考第二个问题。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该首先弄清现代化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一种学术或文化资源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世界范围内的学者进行了无数次的研究，其结论则大同小异。无论如何，理性、进步、人权、法治与民主这些理念，是所谓“现代性”的核心范畴。大体说来，这些理念既是推动现代化的指针，也是现代化取得的成果。任何一个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国家来说，这些理念已经是牢不可破的标准、不可逾越的历史坐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固有学术的资源，能否适应这种发展需要呢？或者说，中国固有的学术资源能否与“现代性”对接呢？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经验”看来，人们也许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个结论：不能！
然而，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更多的偏重于政治性结论，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是应当慎重考虑的。一是上述“历史经验”的局限性；二是前面提到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修正的问题。
诚然，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使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逆命题似是而非。但是，单凭军事与政治力量对比，并不能代替学术上的论证。近代中国，以“大清国”的体面，来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必然落到失败的下场。清末的学者由此进行“器物——制度——文化”的层层追究，从而得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定论”。但是，这种看似合理的推理，却从未有人给出严密的论证。笔者以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至少包含物质（技术与器物）和精神（人文）两个基本方面。虽然技术的进步，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往往具有一定的关联，但二者并不必然等同。一个技术进步的国家，并不等于它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发达。相反，一个人文精神比较健康的民族，其器物却并不必然发达——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如此。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其科学技术在近代之前，是落后于西方了。但也不能说中国的科技自始就落后于西方。这一点，西方的科技史学者已经予以证实。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其自身“现代性”的反思，即某种程度上的批判，则说明西方近代以来所彰显的价值观有待于修正。在这方面，同样有西方学者提出须借鉴中国传统的学术与文化，来“拯救”西方现代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