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平民主义（又称为底层主义或民粹主义）希望实行无差别的平均主义，坚持最后达到完全拉平。这不是支持公平，而是反对优越。它的推动力不是平等，而是不满。其结果是简单地维持现状，而不具有持久创新的动源。平民主义主张权力（“民治”）而反对权威。然而权力只是一种强制指挥能力，它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武装力量为后盾，权威则是一种以技术、学识、天资或某种类似的属性为基础的能力，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人有才能的高下之别。人人有权得到尊重，但权威不仅值得尊重，更值得赞扬。如英国社会学家W·G·朗西曼所言，“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的特权或尊敬的不平等就是赞扬的不平等的话，那么，从这样的程度上看，这个社会还是公正的”。8的确，任何社会的生活质量是由其领导质量决定的。才能、成就和普遍性的原则是任何一个有成效的、真正开放的文明社会的必要基础。
　　三、当前中国的平等问题与出路
　　目前，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还刚突破1000美元关，虽然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对结果平等的热情期望，但这种期待实际上折射的是人们对现实之中的种种不公的一种不满而已。9这主要表现在已成顽疾的权力寻租和巨额腐败；因权力垄断和法律不规范而导致的职业之间的收入鸿沟；因权力介入或市场不规范而遭扭曲的不正当竞争得利；因医疗教育产业化而基本医疗教育保障没有跟上而产生的摩擦性切身利益纠葛；因国企改制而带来的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等。
　　现实地看，权利或机会的平等在眼下的中国仍然是紧迫的和首要的，当然，结果的不平等也必须限制在一定的幅度内。美国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就构成了发展。”10机会平等在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视阈下演绎为“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识字算数、政治参与等。机会平等反对出身、裙带关系的优先，反对权力的垄断和寻租，也反对不根据才智、志向平等地参与公正竞争的任何分配地位的标准。机会平等主张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靠成就而不是靠承袭归属。结果的完全或绝对的平等当然是不可期的，因为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权利或机会的平等，另一方面在当前的经济文化教育背景下，会造成一个缺乏竞争、效率和发展动力的社会。但人们对结果平等的殷切期望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却不可不得到重视，这种期望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形成普遍的社会不满，从而引发深刻的社会危机，最终仍然造成经济的无效率和发展的无动力。因此，对因结果平等的期望而形成的社会慢性危机，一方面要从制度上去化解，即要建立财富合法积累的有效监督体制，贫富差距过大的税收调节机制，各种经济垄断的监控和强制化解机制，惠及每个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安全保障体制，畅通的社会升迁和流动体制等，另一方面要教育人们树立科学的平等期待：绝对平等是不可期的，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都很重要，但两者同时实现则必然陷入平等的悖论和矛盾之中，二者都不可绝对化，而应保持一种内部的张力，二者均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种动力和手段。当然，作为社会发展的经常性手段和持续性动力，机会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结果平等的日常使用，容易引发社会的普遍惰性而导致无效率。但结果的相对公平而不是落差太大导致两极化，也是社会动态稳定的基础。而且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也会推动平等主题目的变奏：由机会平等到结果平等的强调。但无论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都应该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更快发展，而不会造成社会危机以至社会停滞。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广大公民都衷心希望国家富强，……却总是不同程度地没有本领去判断达到他们衷心希望的目的所用的手段是好是坏。”因为“人民没有时间和办法去做这项工作。他们的判断总是匆匆忙忙做出的，并且是只看事物的表面特点。”11目前，我国不少人对作为发展手段和动力的结果平等的期待，可能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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