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是把高校与大学生的纠纷视为或部分为民事案例。《
教育法》第
42、
81条规定，高校侵权时，高校承担民事责任，但立案立案并不包含教育管理中的纠纷。高校扩招后，大学生不满教学质量的纠纷已经出现，如2005年审结的“国内首例高等教育消费索赔案”。2003年7月，广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生区某认为，因毕业前一天参与打架而被勒令退学并未发放毕业证的处罚，太重；学院用中专教师充任大学教师，水平和素质极差，并且派出一名电工兼任班主任，纯属“消费欺诈”，要求法院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令学院按其所收的教育服务费加倍赔偿他的损失。这宗历时近两年的官司经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上诉，终于尘埃落定。法院认为，学生在校读书不是通常的消费行为，但因校方违反与学生区某的合同约定，区某赢了民事官司，索回学费的30%；学院未颁发毕业证书给区某是执行校方“勒令退学处分”的决定，并无不当。[5]
二、高校败诉的原因
一旦立案后，高校因处分不“合法合理”而败诉的居多。学校败诉的因素主要有，
1、学校处分依据违法。如田永案，法院认为，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发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第12条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而第29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中，并不包括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北科大的“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校规，不仅扩大了认定“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规定》第12条，也与第29条的退学条件相抵触，应属无效。[6]事实上，大学生考试作弊一律被开除，已经遭遇合法性拷问，[7]因为人们选择某种措施作为控制手段，绝不仅仅因为它的强制力，而更在于它所表达、传递、推行着能被认同的某种价值原则和要求，否则，就会出现口不服、心更不服的局面。
2、处分过重，有悖于公法上普遍适用的比例原则。如“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案”，校方处分即显得畸重。所谓比例原则，又叫过度禁止原则，是指公权力行使而导致个人的权益的损害必须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损害的方法，即公权力行使的手段与目的间应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德国学者奥托•梅耶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行政法上比例原则的地位，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8]值得庆幸的是，新《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52条第2款，贯彻了比例原则：“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应当与学生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