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公共行为文明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即可获得的，更不是单纯通过立法即可轻易换来的。它必须借助各种可行途径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形成。强扭的瓜不一定会很苦，但它一定是不甜的。单就脏话粗话立法来说，首先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其涵义？什么话才算脏话粗话？其次，市民在公共场合中的一些脏话粗话，也并非只有道德评价，有时可能是用作权利救济的一种口头表达手段，可以归入权利的私力救济范畴。确实如此，在一些场合，不动用脏话粗话，似乎不足以业已使受到侵犯的权利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救济，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适当地来三两句脏话粗话，对权利的恢复与保障，有时还真是一种妙用。所以，脏话粗话的判断标准及可惩罚性，判断起来是复杂的，恐怕没有立法者设想得那样简单。再次，脏话粗话法律治理的可操作性，也是值得质疑的，包括执法的主体、权限、程序以及效果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如何安排才能做到操作规范、执法畅通，以真正体现法的实效，确实是一个需要三思的问题。市民的承受能力存在客观差距，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和程度怎样把握才能做到公平、公正，不无疑问。最后，这样的立法一旦通过并付诸实施，对市民的公共行为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正面多于负面？还是积极大于消极，也不能简单定论。
不管怎么说，也不管说到哪里，我认为，在权利理念远未成熟之前，在市民权利保障法治尚未完成之前，多一些保障市民权利的立法，少一些限制市民权利和自由的立法，尤其是把道德规范管辖的领域如实地交给道德规范去调整，法律始终做到保守自己的阵地，不去抢占其他社会规范的地盘，似乎是转型时期的社会治理和城市建设中必须要树立的正统理念。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城市，确实制定了一些细致入微甚至看起来仿佛面面俱到的法律规定，有的还让我们感到希奇古怪，但由于每个国家和城市的国情与市情不同，国民和市民的法治理念有异，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能随意模仿。对于纯粹不文明的脏话粗话，善良道义的公众自然会去谴责，舆论也会给予道德制裁，但比对当代中国市民所处的现状，指望通过对脏话粗话行为予以法律意义的惩罚这种快捷途径，来实现文明大都市的城市建设目标，向国内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标榜城市立法有多么完善，这种“立法妄想”和“天真梦想”，依我看，这不是心血来潮，就是故作姿态。用一句“脏话粗话”来描绘的话，就是母牛翻跟头——牛B过了头。真要鼓捣出这么一部立法，来有模有样地惩罚那些说脏话粗话的市民，说不准还要来一个定期不定期地罚款收入汇总，弄出一个各区县、街道、社区排行榜，并再据此分析勾勒出市民素质升降曲线，到时候“洋相”可就出大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