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专制者才有这样的热心肠。如果毛泽东不是专制者，他完全可以这样对彭德怀说：“历史或许会证明你彭德怀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我现在把握不准，所以，我目前不能采用你的主张，过一段时间再研究吧。”
那导师显然不能宽容我的观点，我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僵持了一段时间，我找到刑法学的任课老师，刑法学学科带头人杨春洗先生，对他说：“杨老师，你们可以不让我的论文通过，但是我希望给我一个公开答辩的机会，希望您能为我举行一次论文答辩会。”当年的北大，只有硕士生、博士生才能享受论文答辩会的待遇，本科生是没有这种待遇的。杨春洗先生略作思考，说：“也可以呀，你等着吧。”
后来，答辩会没有开，那指导老师同意让我通过了。他给了我一个最低分——及格。那一年（1983年）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论文绝大部分是优秀，少部分是良好。
那指导老师的评语是这样写的：“文章对强奸问题有一定研究，书写比较工整，但是，文章认为强奸不违背妇女意志，这是完全错误的。”
只有专制者才会写出这样的评语。什么叫“有一定研究”？这完全是套话，毫无实际意义。什么叫“书写工整”？这是小学老师批改作业时才会使用的语言，是小学老师对小学生的表扬。而所谓“文章认为强奸不违背妇女意志”则完全是栽赃。
我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强奸不违背妇女意志”这样的话，我承认强奸是“违背妇女意志”的，但是不能把“违背妇女意志”作为认定强奸罪的“唯一充要条件”，我反对“唯违论”。我承认太阳是发光的，但是反对把发光的东西都看作是太阳，反对把发光作为认定太阳的唯一充分必要条件。但是，那位指导老师一口咬定：刘大生的文章认为“太阳是不发光的”。这不是栽赃又是什么？
作为专制者，不栽赃又能怎样？他没有能力反驳我的观点，找不到我文章的漏洞，没有办法说我的文章不好；他又没有必要的宽容之心，不能宽容学生对自己观点的否定；他更没有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岂能接受一个本科学生的批评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剩下的路就只有栽赃了。
他为何要表扬我“书写工整”呢？那不过是为自己找台阶。
他已经知道我的态度，我哪怕毕不了业，也绝不会重写一篇让他高兴的论文。他只有让我过和不让我过的两种选择，而没有让我重写论文的第三种选择，他如果坚决不让我的文章通过，我就会成为北大的新闻人物。那又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这是一个只需要明星而不需要英雄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却经常出现英雄，为什么呢？是因为有权的人往往喜欢打压正常的、平凡的公民活动，平凡的人受到打压就变成了英雄。瓦文萨、哈韦尔都是这样的英雄。据说，现在的一些政治家已经明白了“不能人为地制造瓦文萨、哈韦尔”的道理。而我的那位指导老师，二十四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大学老师嘛，知识分子，思想都是有些超前的。既要有所打压，以维持自己的尊严，又不能让刘大生当英雄，还是让刘大生过关吧。但是，过关总得有个理由，总得有个借口，于是就出现了小学老师对小学生的表扬：“书写工整”。这与某些判决书中的“有立功表现，从轻处罚”之判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