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本属于伦理道德的内容，不应该作为法来规范与执行。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礼主要就是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与礼性，在社会人际交往中，下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员工对领导应该报以尊敬和恭顺的做人处事态度；此外，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诸如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投桃报李，感激感恩等等也是礼的应有内容。以上人们的行为本应作为伦理规范进行调整，与法沾不上边；不遵守礼的后果最多应是受到同类的疏远与隔离，排斥与谴责，用不着导致身体遭受皮肉之苦的刑罚来进行处置。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高于法律，如果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则可以说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高于最低限度道德的东西，则应由道德伦理本身来调整。但在中国古代，谁要是违反了"礼"，不是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与诘难，而是要受到严厉的
刑法处罚，比如：刺字、割鼻、削足，直至宫刑与死刑。西周时期，“不孝”、“不友”、“不悌”、“不睦”等违背宗法伦常的罪名比比皆是，在宗法伦常的体制之下，“不孝”、“不友”的行为，危害的不仅仅是家庭伦理和亲情关系，更重要的是危害到整个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故被称为“元恶”（首恶），要作为最严重的犯罪加以处罚。在汉代，设有“非正罪”，对于非嫡系正宗而继承了爵位的人，依律免为庶人；设有“僭越罪”，凡违反诸侯百官应有的器用、服饰、乘舆规矩的，为“逾制”，构成“僭越罪”， 依律免为庶人；至于对皇帝轻蔑失礼以及对皇帝及其近臣，甚至皇帝用过的器物和牲畜不恭敬的，则称为“大不敬”罪，要“付狱治罪”；无证擅自闯入宫门的，称为“阑入宫殿门”罪，严重的要“弃市”，一般的也是死罪不赦。
以礼代法的弊端无数，最大的流弊在于：首先，为封建特权开了先河。正所谓“礼不下庶人，行不上大夫”；老百姓并不能享受礼带来的好处，相反只能承受礼所带来的种种苛刻条件与规范；老百姓不是“礼”这个权利的主体，而是“礼”所规制的客体；达官贵人多享有种种特权，普通百姓承受种种义务。其次，为达官贵人法外世施恩开了口子。一部中国法制史，可以说就是百姓犯法必将受到严厉处罚，达官贵人犯罪却要享有种种减免宽宥的历史。如始于汉朝，立于曹魏，贯穿于唐宋明清的对八类贵族或官吏犯罪后可减免刑罚的“八议”制度；始于西汉的对一些显贵人物犯罪以后可以上奏皇帝减免刑罚的“上请”制度；源于魏晋南北朝，废除于元代的官吏可以用官品、爵位抵罪行的“官当”制度；还有以财产折抵刑罚的“赎刑”制度等等，法外施刑，法外开恩的形式花样可谓层出不穷。再次，为法的执行开了枉法的先例。法的制定重要，但是法的实施甚至比制定更重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破坏的是百姓对国家法制的信心，当法不被人们广泛地遵守和执行的时候，法律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废纸一张。《孟子》中记载了一则以孝枉法的故事：舜的父亲犯了杀人罪，按法当处以死刑，舜不愿违法，又不愿父亲被处死，就弃下公务跑到海边违避，属下为了恭请舜回朝，不得不赦免舜父。著名法家商鞅，对太子犯法，不以庶民同罪，却以处理太子师傅了结，好一个曲线救人。最后，为法的虚伪性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以上法外施恩的两例同时也是法在实施过程中极端虚伪的例证。在老百姓中间流传千古的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更是刑不上大夫的最好脚注，也是法在实施过程中及其虚伪的最好例子。《三国演义》中曹操在行军中犯法，理应处死，但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证明自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曹操竟然创造出了一个“割发代首”的荒唐
刑法处罚方法，而军队的官兵们却又认可了这种法的执行方法，真是多么的可气又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