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不具有该身份者在身份者教唆、帮助下实施身份犯罪的行为不具有身份犯罪实行行为的性质，主要原因如下：
（1）
刑法上的纯正身份犯是以身份为犯罪构成要素的犯罪，若行为人欠缺此身份，则不具备刑事可罚性，不能成立犯罪。对于犯罪成立的影响是
刑法规定纯正身份的意义所在。如果在身份者教唆、帮助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的场合认定身份者的教唆、帮助行为可以改变不具有该身份者行为的性质，那么
刑法分则关于身份的立法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2）我国刑法分则对于绝大多数犯罪仅规定了单独实施之构成要件，对于各种犯罪的共同犯罪仅在
刑法总则予以原则规定。如果教唆、帮助行为可以改变实行行为的性质，那么鉴于教唆、帮助行为改变实行行为情形的多样性，
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原则规定将不能满足立法需要，需要
刑法分则予以分别规定，可能造成现有立法体系的较大调整，不利于司法实践操作标准的明确。
（3）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相互作用、加功，其整体体现了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也是通过这个整体的发展、变化予以体现的。教唆、帮助行为本身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但是，造成现实的客观危害或有造成某种客观危害的可能性是由实行、教唆和帮助行为相互作用才产生的。因此，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行行为对于共同犯罪静态的性质、动态的变化有着决定意义。鉴于此，
刑法分则对于各种犯罪的实行行为予以了明确规定，对于身份犯罪的实行行为规定了特殊的主体条件，不具有该身份者无法实施身份犯罪的实行行为。不具有该身份者实行行为的性质不能因身份者的教唆、帮助而具有身份犯罪实行行为的性质。
三、身份者教唆、帮助不具有该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的定性
通过上述分析，不能因身份者的教唆、帮助而使不具有该身份者的行为具有身份犯罪实行行为的性质。我们应如何确定身份者教唆、帮助不具有该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的性质哪？由于存在不具有该身份者认识到、没有认识到实施身份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以及教唆、帮助者的特定身份两种情形，文章将从这两个方面对身份者教唆、帮助不具有该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的性质认定进行区别性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