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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复兴的根源上进行研究。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之后，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死存亡。可是，历史事实证明资本主义通过某些挽救机制实现了政权稳固和社会发展。那么，资本主义是如何进行自我挽救成功、乃至于成为现在领跑世界的“庞然大物”的？我们的法学家要认真分析。我以为，主要有三种因素挽救了资本主义并使它复兴起来：一曰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让人民成为资本的拥有者；二曰法律上的“看的见的手”主义。发源于德国的经济法在美国、日本的大力推行彻底焚烧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资本主义“圣经”，才产生了强大的德国、日本和美国等资本主义新兴力量。那么，我们现在的私有化浪潮究竟是削弱社会主义还是让社会主义强大呢？三曰政治上的行政权力膨胀。二战后，西方国家纷纷努力瓦解他们的议会至上政治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政府专制和总统、总理的集权乃至独裁势力日益坐大。布莱尔主义和小布什主义的出笼，更是敲响了三权分立和议会政治的丧钟。以上三种方法，是西方资本主义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的“葵花宝典”，而正是通过上述三种手段的有效运用，才导致了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进行冷战的全面胜利——这是一场没有火药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个向社会主义学习的资本主义终于战胜了社会主义，可谓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那么，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学习什么“灵丹妙药”呢？
第五，要从社会总产品的扣除和分配比例上研究中国的公平问题。马克思他老人家把公平问题概括为对社会产品的扣除和分配问题，实在是我们研究中国的公平问题的指路明灯！我们法律人应该去看看《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导师是如何计算社会公平问题的？他们是如何确定社会总产品（我们现在叫GDP或者GNP）的扣除项目和分配标准的。然后，以此为对照，研究中国社会某一生产年度产出的社会总产品的各项目的扣除比例和去向是什么？为什么如此扣除和使用？这样扣除和使用社会产品是正当的与合理的吗？尤其是以赋税比例为例证的分析尤其是可以切中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的要害的！
第六，我们要从中国社会现存的五大分配方式及其各自的比重关系来研究中国的公平问题。眼下的中国，有五种基本的分配方式：曰按劳分配、曰按智分配、曰按需分配、曰按资分配、曰按身份分配。
其中，按劳分配（主要是农民和从事体力劳动的市民）和按智分配（中国的纯粹知识分子）既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又有现实上的合理性，但是它们占总分配比重多少？按需分配（失业下岗工人和贫苦市民）有正当性却没有合理性，它占总分配的比重是多少（尤其重要的是，参加按需分配的人数所占的比例越大，份额越少，社会就越危险）？按资分配（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投机行为）有合理性而无正当性，它所占的比例有多少？按身份分配（官僚阶级的自肥行为，如车辆改革、带薪下海之类）既没有正当性也没有合理性，它所占有的分配比例是多少？最后，综合研究：在中国，什么样的分配比例才是合理的与正当的？惟有如此，方可从亚里士多德先生所谓的分配正义角度认识和界定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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