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国的商事立法
中国古代刑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制传统以及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观念，使得商品经济极度落后，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商事制度和规则，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缺乏必要的生存条件和土壤。
中国近代商事立法始于清朝末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外交困，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顺应中外贸易日渐发展的形势，清政府开始掀起修订律例运动。1904年颁布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意义上的商法。1906年，又颁布了《大清破产律》，1909年，又拟定了《大清商律草案》。但这部法典未及颁行，清政府即告覆灭。从这一时期的商事立法来看，内容上基本上承继了德国商法的规定，体例上采用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
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清商律》暂准援用。1914年，民国政府在对大清商律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公司条例》和《中华民国商人通例》，于当年9月1日起施行。此外，还陆续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商业注册规则》、《证券交易所法》、《物品交易所条例》、《
商标法》等商事法律。
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快了商事立法的步伐。1929年，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确立的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将商法的主要内容并入民法的债编，同时还先后颁布了《
公司法》、《
票据法》、《
海商法》、《
保险法》、《交易所法》、《破产法》、《商事登记法》等商事单行法。至此，我国商事法律制度始得以建立，商事单行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与民法共同构成了旧中国的民商法体系。上述法律经过多次修订后，在我国台湾地区仍在沿用。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商法失去了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商事立法几近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同步展开，商品经济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商事立法也日趋活跃，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商事单行法，如1979年《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1年《
经济合同法》、1985年《
涉外经济合同法》、1986年《
外资企业法》、1987年《
技术合同法》、1988年《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1990年《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1年《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等。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商事立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仅仅几年时间，立法机关就通过了《
海商法》（1992年）、《
公司法》（1993年）、《
票据法》（1995年）、《
保险法》（1995年）、《
合伙企业法》（1997年）、《
证券法》（1998年）、《
合同法》（1999年）、《
个人独资企业法》（1999年）、《
信托法》（2001年）、《
证券投资基金法》（2003年）、《
企业破产法》（2006年）等一系列重要的商事法律。上述法律构成了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已经形成，但是构建完善的中国商法体系仍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探索的课题。
二、商法的体例
商法的体例，指的是商法的立法模式问题。众所周知，民法和商法构成了私法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讨论商法的立法模式问题，实质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从世界范围内考察，商法的体例主要有以下四种：
1、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分立，是指以商主体主义或商行为主义为立法基础，将商法与民法分别立法，即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用于调整商事关系。据统计，在113个颁布了民法典的国家中，有40多个国家另行制定了商法典，其中以法国、德国和日本最为典型。1807年《法国商法典》采取商行为主义模式，首开民商分立之先河。按照这种模式，只要行为的性质属于商行为，无论是否是商人作出，均适用商法。1897年《德国商法典》采取商主体主义模式，即同一行为，如系商人所为，适用商法，如系非商人所为，则适用民法或其他法律。1899年《日本商法典》采取折衷模式，将商行为主义和商主体主义同时作为其立法基础，二者均受商法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