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民著：《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89页。
参见陈新民著：《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0页。
这里所谓“人权入宪”，特指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
宪法修正案，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相应的重要原则（例如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征用土地和私有财产应给予补偿的原则）载入
宪法，进一步体现了在
宪法层次为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提供更全面、更明确、更有力的制定法依据这一重要修宪目标，这对于我国人权法制和行政法制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第4－5页。
该项调查涉及调查者所划分的民主化程度不同的美国、法国、西班牙、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等6个国家，每个国家约800名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法律价值、社会信念、民主化等3大项14个小项的指标体系。这项调查的基本情况反映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两位学者艾伦·S.科恩教授、苏珊·O.怀特教授合撰的《法制社会化对民主化的效应》一文中，该论文原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第2期，收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民主的再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68－207页。
开初为解决“三乱”（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而制定的《
行政处罚法》专门对此作了若干明确规定，具有重大的法制指导意义。不少学者认为，这部行政法律最重要的创新意义不在于实体法方面，而在于程序法方面，特别在于一系列行政公开制度设计，故可称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座里程碑。
参见刘杰：《外国情报公开法述评》，载《法学家》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