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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暴力推导出规则制定者，规则制定者推导出规则本身，规则本身再推导出规则制定者自身暴力的“合法—正义”。法律，这种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发明就以一个等腰三角形的“法定暴力—法律制定者—法律规则”的要素结构体耸立着了。它的三个边是互为因果地循环着的，也是可视的；中间的虚空是正义，它不可视；虚空之外是非正义，它是被正义所规定的。
（三）法学活动的萌芽
当部落的酋长们征讨四方，“大刑用甲兵”[1]的时候，他们需要以语言和文字论说他们暴力的正当性，以便使被征讨者信仰、接受和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减少使用实际暴力“反复证明”的成本，这就是法学研究的萌芽。例如：《尚书.甘誓》中就有“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的话。[2]
而在部落内部，从事审判活动的法官和人群②要让被审判者相信他/她的被惩罚是符合神意或者天意的，就要向被惩罚者讲解判决的正当性，这也产生了最早的法学论说。汉字中“法”的发明及其解释便是个例证。
正当性规则如投入水中的石，其作用若水波向外传导。法律是一个存在，存在即合理。这个存在越被更多的人知道和服从，它就越合理。传导场域越大越合理。法学研究便要发现这种合理的存在。
例证：公元前536和513年，发生了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个事件：郑子产铸刑书，晋铸刑鼎，也就是颁布成文刑律，并且使用不可毁坏的铸造文字公开，意图使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和服从。有许多知识分子反对这个存在，晋国的叔向和鲁国的孔子便是代表。而当时的法学家拥护这个存在，并且论说了这个存在的合理性：“法莫如显……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3]
甚至，即使那刑鼎上的法律是不正当的规则，在传导场域的渐次扩大中也获得了足够的合理性，例如“大辟”。这种事例在人类法律史中是不绝如缕的。
虽然合理不等于正当，但正当性与合理性是扭结的和互证的。正当性是本位。
（四）逻辑回归到本段之（一）
从那以后，人类的法律活动，就在法律规则和法学研究的交错下前行，如同两条彼此平行但是又经常扭结在一起的河流。法律规则是一条命题之河，暴力和契约是它的两岸。规则的河流，水系发达，波澜壮阔，奔腾不息。法学研究是一条论说之河，合理与正当是它的两岸。法学的河流，同样是流派纷呈，英才辈出，源远流长。
二、法学研究的方法
（一）法学活动的必要
法学活动的必要，在于论说与阐明法律规则与源自法律规则的具体法律决定（以上以下均合称法律）之合理性与正当性。
法律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均布和推广，目的是使暴力递减达致法律边际效用的最大化，这种递减通过法律的“规训”占据人的动机和共识之后而完成。例如：商鞅先生和慎到先生等法家就先是发现了：“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积兔于市,过者不顾”的法律现象——然后从中拈出了“定分止暴”的法学学说。[4]这一学说深邃而简洁地阐明了人类法律的普遍肇因和社会历史功能，是人类法学史上一座伟大的里程碑！
合理性只有被法学描述为公认事实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正当性只有被法学解释为不得怀疑的答案以后才是正当的。合理性是存在而正当性则是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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