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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以后，世界情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是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二是一九六八年的世界性革命。一九六八年以后各项新社会运动启动了世界各地大学体制的转型，其中也包括对大学管理体制的重构，但是它们所具有的真正影响是对大学的知识生活的冲击。这些运动不仅构成了对一九四五——一九六七年期间形成的共识的挑战，而且还构成了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所形成的（支配了世界知识生活的植根更深的）共识的挑战。沃勒斯坦认为，一九六八年世界性革命彻底动摇了上述共识的合法性(尽管未能摧毁其制度性基础)，从而使大学第一次成了开放性知识的场合；也正是在这一革命的情形中，人们开始建构各种新型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新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和为什么一九六八年以前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几乎无例外地都接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面不复存在了。
沃勒斯坦据此宣称，现在已经到了摆脱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结构这一知识困境的时刻，因为上述根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假设的三个人类集体行动领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本身并不是自主的社会行动领域，也不具有彼此独立的“逻辑”，因此所有依此假设的学科标准在实践中都是不真实的，换言之，任何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的研究模式都无从把那些根据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范畴所确立的“因素”分割开来，而如果一定要这么做，它们就会构成人们进一步把握知识的障碍。
毫无疑问，世界体系分析试图成为一种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批判理论，但是，正如沃勒斯坦本人所承认的，它还只是一种未结束的批判，因为即使是针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最具持续力和最具误导性的遗产———即上述把社会分析人为地分割成了三个领域、三种逻辑和三种层面的遗产———它也还未能够找到一条令人满意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进行否思并不是世界体系理论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套用沃勒斯坦的话说，世界体系理论乃是“以有关社会现实的系统知识是可能的这样一种科学主张为基础的”；因此，世界体系理论更是一种建构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以克服那些妨阻人们探究真实世界的种种障碍。但是，主张建构历史社会科学，还不是历史社会科学本身，它毋宁是对这种范式展开论辩的一种号召。
尽管沃勒斯坦有关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讨论，在社会科学知识与生产这种知识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中探及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沃勒斯坦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前提所做的批判以及据此而对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涉及到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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