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学科的迷思
邓正来
【全文】
对于沃勒斯坦来说，我们今天必须追问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任何能够被我们用来以一种相对明确的和可捍卫的标准，以此划定上述所谓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界？既有的各种社会科学学科是否真的就是“学科”？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但是，他所采取的解决路径却与上述“跨学科”或“地区研究”的方式迥然不同。
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解决路径相当繁复，然而它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把社会思想向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转化过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制度性因素之一进行考察，同时对其与另外两项制度性因素——意识形态和反体制运动——的关系加以追究。沃勒斯坦尖锐地指明，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观念和实践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根源，因为意识形态远不只是一般的世界观，它是由人们带着明确的政治目标而有意识地和集体地加以型构和阐释的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换言之，意识形态乃是人们在建构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所始终依赖的一种共同的眼镜。这种眼镜决定了人们如何认识和解释他们的世界。因此，意识形态只能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形中得到建构。例如，十九世纪的世界就建构出了一些以“变化的常规性”为论辩对象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中只有自由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足以对付或支配这种“常规性变化”，它还需要那些能够反映具体政策建议的政治安排程序加以配合，而这种程序的制定又要求拥有关于现实社会的具体知识作为支撑，于是这个任务便交给了社会科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的“命名”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对新型的社会科学表示怀疑、保守主义为什么对此更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按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社会的发展或进步依赖于对下述三个活动领域的严格区分：与市场相关的领域，与国家相关的领域和与“人”相关的领域，它们不仅在分析上是彼此分立的和自我维系的领域，而且各自还具有特定的规则（或“逻辑”）；对这三个独立领域的研究，也就渐渐地被称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辅助于历史学，都有着很强的“应用”性质；它们以“常规性变化”为根据，以现实经验为取向，最终变成了一种限定和设计社会变化的研究方式：它不仅有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同样有助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