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治理，听起来不错。关键是：专家如何产生？专家来自何方？专家身居何处？该文把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归结为一点——行政。果真如此吗？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吗？执行规则的专家，无疑应处于行政机关。但制订规则的专家，客观地讲，中国“还没有”。如果有，也应隶属于议会。如果他们现在果真处于行政机关之中，那好办，请他们“卷铺盖”——搬家到议会去。不用担心议会会人满为患，因为他们呆在行政机关也照样需要“人吃马喂”，“转移支付”——总成本不变。
该文“言必称美国”，效法先进的态度——可嘉。只是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就连
宪法的基本价值与制度设计也不同，更不要说：传统文化、风尚习俗、国民心态等等差异了。在他们那里“家常便饭”的言论自由，在我们这里可能还是——“奢侈品”。生物不同于非生物，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民主法治“这点事儿”，所有的集权独裁者都“心知肚明”，他们比谁也不“傻”。民主法治不是论争的问题，而是实现的问题。民主法治是“弱者”的声音。如下“铁律”应当得到认同：1、人是自利的；2、人是差异的；3、差异的自利导致竞争；4、优胜劣汰。所谓社会，是一个所有成员相互“博弈”的共生状态。你喜欢的未必我喜欢，为了我的喜欢，可以牺牲你的喜欢，反之亦然。在亿万个声音中，最洪亮的——听得最清楚。在亿万个欲求中，无数的意向和能量通过无数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决定最终的实现效果。个体人的结合（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使力量强大，进而增强外部竞争力。直到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联合起来，联合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竞争对手。所以利益共同体的最小值是两个，最大值理论上是总人口除以二（因为最小的群体是两人）。更为复杂的是，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还存在——交叉融合（甚至多级包容关系），而并非绝对排斥。因此实际的最大值很可能会突破理论最大值。共同体对外是统一的（一个声音），对内还是分离的（有多少成员就有多少声音）。面对共同作战获得的战利品，还存在二次、三次以至多次再分配的问题。
回到该文中，谁是立法者，其实质就是——谁是主宰者，谁的意志是共同体意志。通过以上分析，答案已经很清楚了。如果说还有争论的话，其实质就是还有人（显然是弱者）对现实的利益分配格局还不满意，还要抗争。其实，争论又有何意义？在理论上“说清楚”谁更应该掌控立法权，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答案本身是一个——变量。还是让力量来“说话”吧！
理性，只能发现、理解、描述规律，断然不能——创造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