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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又在“偷换概念”，慑于强大的行政权，相对人的真实自愿或“强迫自愿”都与行政主体是否享有“合意主体地位”——毫不相干。
的确，相对人能够接受的合意一定于己有利，行政主体自己也不会“吃亏”，“倒霉”的只能是以行政主体为代理人的被代理人——国家。这不是典型的——“卖主求荣”吗？其实，如果具体的公务员没有得到“好处”的话，这种“亏本的买卖”是不会成交的，毕竟他要冒着因失职而被国家纠举的风险。总之，相对人是绝对“欢迎”与行政主体“达成合意”的，“打得赢（赚了）就打，打不赢（赔了）就跑（寻求其他途径）”——立于不败。
该文说了那么半天的“合意”，其实质不过就是相对人在行政主体“巧舌如簧的循循善诱”下的就范。
举一个在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小例子”：城管执法人员面对一个散发“小广告”的违法相对人，“按律”（模糊而非精确）应“没收广告，并可罚款二十元。”非常“不巧”的是，该人身上只有区区十元钱，如要罚得剩余十元钱，只能跟随（让其自己去取，后果不堪设想）其到十公里开外的其住所去取。不论乘公交、打出租、还是驾驶执法专车、甚至步行（省钱但费时）哪一种方案，都是“明显不理性”的。怎么办？通常可能会：“打个五折”，少罚十元了事。这是不是“合意”出现的恰当场合？这是不是“最经典”的行政领域的ADR呢？非也！看似执法人员在按照自己意志而非法律意志“处分”权力，这一结果相对人也“乐得接受”，其实，这是一起典型的“执法不能”（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案例。我之所以设置了“有十元，而不是分文皆无”、“可以去取，而不是抵赖到底”这样的“情节”，纯粹是故意营造“温馨优雅”的“合意的想象空间”而引不明就里之人“上钩”。这里哪有什么合意，只有“无可奈何”。这就是典型的对事实认定的自由裁量。法律“自己”不会“聪明的想到”如此尴尬的境况——居然这个世界上还有掏不出二十元钱的被处罚人。执法人员表面上看是“违法”了（没有严格依法办事），但谁能说他没有遵守法的精神？（换一种场景可能另当别论：对一个双手沾满他人鲜血的杀人犯，即使付出再大的缉凶成本也——在所不惜。）的确，他理性的理解了法律，正确地执行了法律，他的“临机处置”是无可指摘的。这完全是他一个人的“思想斗争”，没有合意，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交易。其结果也不能认为——牺牲公益。
现实中，相对人与具体的执法公务员之间的常态就是“私下的肮脏交易”，其比例几乎高达“百分之百”，只有不谙世事的“傻子”相对人，才不知有此“佳径”。即使这样，“精明”的公务员也会义务进行“点拨”，使其开窍。进一步，“聪明”的公务员早已悟出这是一条绝佳的生财之道，与其“守株待兔”（被动等待违法相对人的出现），还不如“主动出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于是大量出现了“作局”（“创造”、“发现”相对人违法，也称“寻租”）现象。再进一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同样“聪明”的相对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投其所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主动献殷勤，用平常的“小意思”去化解关键时刻的“不好意思”。人们在千百次的实践斗争中，逐渐总结摸索，直至形成了那举世闻名的——潜规则。如此交易可谓“双赢”（客观而言，通常相对人是最大的赢家，是吃肉的，而公务员只是喝汤的。原因很简单，相对人得到的好处如果和在“额外”交易中付出的对价相等的话，就没有必要进行“额外”交易了。），参与交易的双方均会“获利”，相对人会减少损失或得到许可，公务员则是“净收益”（前提是不被纠举查处，在目前的国情下概率极低，其盈利的外部环境“相当之好”，原因很简单——“天下谁人不如此”）。当然还会有一个“冤大头”——国家。还有一种情况，违法认罚而不屑于“盘外招”的相对人，此之谓“最具气节之公民”，只可惜还没有适宜其发生的条件，仅限于理论可能。
这种交易可是不折不扣的“真博弈”，只是“不见天日”、“不上桌面”。交易完成后，通常还会有一个“做工精致”的标准行政行为昭示天下（如果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只是被个别执法人员所发现，而未惊动官府，那么这一道“工序”也可省略），从任何角度看都可谓“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不由得不赞叹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相当之高。这就是我国行政执法过程中“并行不悖”的两条线——明线与暗线。其中的暗线是——“看不见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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