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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人们期待的是“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人常言：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殊不知：萝卜快了不洗泥。就这么简单：公正是以时间为代价的（人为拖延另当别论）。有时，效率与公正同等重要。新制度其本质就是——效率与公正——各让一步。如果人们愿意在明知的情况下——接受的话。两全其美——是没有的，否则新方案一定会取代现有的旧方案，而不是并存。“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让相关纠纷当事人自己去选择自认为恰当、合适的路径吧。
折衷主义就是新方案的价值取向。第三人不能再称为法院了，起一个新名字吧。至于是标准的国家机关，还是国家“庇护”下的民间组织，倒不重要。法律规制是关键。
该文未能清晰的区分“和解”与“调解”的关系。和解，强调的是解决纠纷的结果状态，是“温情的”而非“哀怨的”。调解，强调的是解决纠纷的过程状态，是“说服的”而非“武断的”。
纠纷当事人的高度理性，可以使任何基于第三人的解决机制——虚置。例如，假如都信守合同，还会有违约纠纷吗？能够自省、自悟并自我矫正的人，不需要任何外力去强制。这只是极端的境界，无法普遍实现。但是人类有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在经历了权利发现、权利觉醒导致的纠纷激增之后，也许会逐渐归于平静。
该文在介绍美国的相关情况之时，始终未能明确“行政争议”的确切样态。到底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纠纷呢？还是不同的相对人基于行政管理事项而产生的纠纷呢？很遗憾，不得而知。对于该文后面的“照方抓药，对症下药”，只能——很怀疑。
该文对行政自由裁量的理解过于“浪漫”了，简直就等于“自作主张”，就等于握有实质的、充分的处分权，好像行政权原本就属于行使行政权的人“自己的”。的确，在法治粗疏、人治尚存的背景下，行政自由裁量的行使空间十分广阔。行政官员的确在同时扮演立法官员和司法官员，他一个人就是整体权力的象征。在民间、乡里，不要说一个乡长，就是一个“片儿警”，就足以被——“尊为皇帝”。
裁量的本质是法律不能穷尽对事实的概括，进而把对事实的认定的权力“交给”了执法人员。“裁剪”事实，可以说是最大的“自由”了。当然，执法人员解释规则也会存在“遐想的空间”。但这些都与意思自治和享有公权处分权相去甚远。
好一个“行政自由裁量”，基于此就想“蒙混过关”，没那么容易吧？
“当事人”包括行政主体吗？
不错，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进行对话和交涉都是正常且正当的，但这仅仅是说理、阐释、甚至劝诱的过程，与“讨价还价”的交易在“外形上”——酷似，但却根本不同。行政主体根本“无路可退”，忠实的执法就是最后的底线，而相对人则有可能经历由不接受到接受的转变（其实质就是对自身权利的“自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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