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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斯诺曾于1968年春向在京友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诉苦道：“我已经认识到某些有权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堪称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于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作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对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的。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陈敦德著：《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年》，昆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84页）。如果这封信基本内容的真实性可靠的话，那么疑问就来了：
（1） 究竟谁是“某些有权势的人”（“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那里的少数当权派”）？
中国1968年正处文革高潮时期，最有权势的人无疑当数毛泽东主席本人。毛主席不点头，如此重大的事情，谁又敢支持或者反对呢？作为西方的新闻记者，斯诺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一味褒扬，事实上，他的文章曾经对文革表达过不解和困惑。这些情绪与《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革命热情形成了某种反差，是这些文字激怒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吗？
（2） “外部世界”都认为斯诺对中国是友好的，可为什么偏偏“反动派”除外？
如果“外部世界”的“反动派”不认为斯诺对中国是友好的，那他与中国交往不是反到更容易吗？斯诺是认为，中国当时“某些有权势的人”听信了“外部世界”“反动派”的挑拨离间吗？
（3） 斯诺无疑是在表白，可为什么要表白，为什么要向爱泼斯坦表白？
象斯诺这样的智者，写这封信仅仅是想发点牢骚吗？他是否是在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某种信息呢？有意思的是，斯特朗当年曲线前往中国，求助的也是爱泼斯坦（之妻邱茉莉）。文革初期一大批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纷纷受运动冲击、被株连、有的甚至直接遭到迫害，如路易•艾黎（新西兰）、北京外语学院外籍教师魏璐诗（奥地利）、医学家裘法祖夫人裘罗懿（德国）、翻译家戴乃迭（英国）等等。曾在陈伯达直接领导下的中央马列编译局参与翻译《毛选》的爱泼斯坦也于1968年3月18日被秘密逮捕，并被关押5年之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爱泼斯坦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海外关系”，才被捕入狱的吗？中国政府又是如何转而答应斯诺的持续请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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