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扶养关系也是确定法定继承人的依据，并认为这是对传统
继承法的重大理论突破，并预示着一种潮流和趋向，还举例加以印证。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持此观点的人所举的例子全部都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立法，舍此无他。而这些立法却都是产生在经历重大社会政治变革之前，对此后的适用性将大打折扣，而且这些国家所列入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的有扶养关系人的性质，与我国继承法第十四条之规定的适当分得遗产人之性质完全相同。显然，二者是矛盾的。因此，列举这样的立法，与自己的观点是相悖的，也是没有证明力和说服力的。
笔者是承认拟制血亲是可以成为法定继承人的，是血亲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与法、德等国只承认自然血亲的法定继承权是不同的，并认为正是对拟制血亲继承权的确认，才真正是曾经发生过的
继承法理论的重大革命。人类经过漫长的自身发展，终于有一天能够摆脱世俗的偏见，摒弃了历经长久、天经地义的血缘决定论，使血亲关系，可以建立在情感与理智的基础之上，难道这不是人类自身认识以及家庭观念的一次伟大变革吗！然而我们不能把这种拟制血亲制度庸俗化、泛滥化。有扶养关系的继亲，以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之所以从某种角度说可以成为法定继承人，是由于他们与被继承人之间不仅在物质上、感情上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共同生活、和睦相处，已经成为家庭成员，构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彼此互为拟制血亲。而一般意义的扶养关系，甚至是经常的、大量的物质帮助，只要没有形成家庭成员式的收养关系，都不能构成拟制血亲。因此，也就不能成为作为法定继承人的依据。更不能说是继承理论的重大突破。
三、 法定继承的顺序
有人提议，应当把孙子女、外孙子女列入法定继承人的第二顺序，赋予其本位继承人的权利，与祖父祖母、外祖母处于同等的地位。理由是：二者皆是被继承人的隔代直系血亲，特别是在
婚姻法中，二者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致，处于完全等同的法律地位，因此二者在继承顺序上应处于相同的地位。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代位继承制度，此种建议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国继承法是确认并保护代位继承制度的，这样情况就不同了，也使上述建议的理由不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