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在侵权以后的损害赔偿问题上，据我了解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争论，实际上美国特别在乎这个问题，损害赔偿到底是我该得到赔偿，还是只要赋予他们明晰的权利边界就可以了。法经济学家科斯定理的一个核心就是，谁侵权了或者谁应该补偿这不重要，只要他们之间相互可以去争论或者协商，进行交易。实际上这样的法律更加妥当。也就是说，法律有所不为也许比给权利设定高额的赔偿金更有益处。
第四点，根据亚理斯多德法哲学的安排，他认为世界上的正义有两种：一种是初级正义，也就是初级的平等性正义；第二种是矫正的正义，在民法学上，物权法、人格权法、知识产权法等等，这些要实现的是初级的正义，而侵权法它的本质实际上是矫正的正义，而是救济的法，而不是设权的法。如果这样一句话成立的话，这里面也就有一个问题，在当代我们发现原来被视为主要是维持初级正义的物权法、知识产权这样一些绝对性的法，不再绝对了，它变得的相对，权利出现了相对性、相互性。也就是说，原来主要是维护初级正义的法律现在有可能派生出一些新的制度。反之，原来被视为主要是实现矫正正义的侵权法，它也可能在这个新的时代变迁的条件下，它开始向物权法、人格权法、知识产权法渗透，然后用它实现矫正正义的手段补足它们的不足，这样就形成了侵权法的勃勃生机，它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区域里面任意的蔓延，从而也构成了侵权法作为民法的一个最令人着迷，但是也容易让人陷入误区的这么一个理由。
第五点，王老师多次讲到权利救济在当前非常的泛滥，使得人们动辄得咎，并且容易引发诉讼爆炸的问题。实际上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其中这里面很多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民法的范畴，甚至法律的范畴，它和政治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以及道德的问题融合在一起，我们必须结合社会其他的调整手段，其他的社会领域一起来思考和解决，用一种宗教的观点来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让我们只做法律的事情。
孙国华老师：刚才听了王老师所讲的权利法和侵权法，实际上这是我们过去从苏联的法律来的，他们分为执行调整性职能的法和执行保护性职能的法。所以我就想起来，不管是英美法系的，还是大陆法系的，甚至前苏联多少年的法律文化，我们是不是都要借鉴，然后移植到我们国家来，来创造我们国家自己的理论，这里面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我们一定要多思考，虽说思考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思考的问题有很多的共同性，各方面好的东西都可以借鉴，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进行创新。
张曙光老师：我一直说法理学有两个方向：一个叫做理论法理学，是建立框架和方法；第二个是问题法理学，你要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把法理学和部门法学之间联系起来，我觉得举办这样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演讲的信息量太大了，我一直在不停的记笔记，比如王老师说到的问题我也有一些感觉，比如，权利和利益的关系问题，这应该是法理学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牵涉到法理学基础的一些问题，理论上讲权利是利益的表现形式，但是在实践中我们经常看到，权利和利益进行了分离，侵权法只是提出一方面的问题，就是侵犯你的权利但是你的利益不一定受到损失，这个时候应该保护什么。这就是王老师刚才所讲的问题，你认为侵权法侧重保护的还是实际利益。另外，比如法律上给你规定了这个权利，但是实际上对你来说这个权利并不能带来利益，就是所谓权利效用的问题，对不同的人来说，同样的权利所带来的效用是不一样，权利和利益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想还应该做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在侵权法中这个权利和利益的关系中我今天就学到不少东西，这样一看了解到实践当中权利和利益发生分离的问题太多了。
另外，王老师讲座当中提到，其实也是努力的把侵权法界定得范围要小一些，不要什么都管，这个可以理解，一方面要求理论上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实践当中具体操作。如果一个法律颁布实施以后，变得不能操作或者实用性不是很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如果范围太大，内容就非常不确定。但是从总体上看，侵权法如果管的行为少的话，包括利益和权利的界定，可能导致有些损害会得不到保护，这样会不会导致交易成本提高呢？其次，利益受侵犯的人获得赔偿的方式可能有很多，比如侵权法、
国家赔偿法、保险等等，各种制度在功能上有着互补的关系，它可以自我达到平衡和协调，但是毕竟每一种制度都有着自身的特定的功能，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几种赔偿手段进行一个融合，以便将来以后更容易操作。究竟应该怎么样建构这个整体的法律体系，从法理上看，法理应该给它提供一个思想方法或者某些原则。另一方面，从部门法来看，我觉得部门法之间也要有一个合作，方方面面的意见都应该进行听取，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法治的发展。
总之，我希望今后多有这样的交流机会！
杨晓青老师：民法学界一直提倡民法是私法领域的法律，把物权法和侵权法都认为是调整“私”关系的，但是在立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关系掺进去了一些公法的问题，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在侵权法的立法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考虑到我们国家的特色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或者立足于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考虑立法的问题。
同学提问：民法保护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但是从规范主义的角度来看，您今天在侵权法当中没有提到身份权，只有物权、人格权、知识产权等这样一些权利受到侵犯以后可以使用侵权法来保护，那么，身份权以及人格权当中一些精神方面非物质的利益，民法对它们的保护仅仅是一种宣示性的保护呢？还是包括了损害赔偿物质利益上面的一种救济？这点实质在哪里？如果没有这样的实质的话，民法对于身份权的保护是不是不太严肃，而违反了规范主义的原则。
王利明老师回应：感谢各位老师的评议以及同学的提问，感谢大家对侵权法有这么大的兴趣，特别感谢孙老师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到报告现场。孙老师是我的老师，80年代初期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孙老师给我们讲授法理课，现在对孙老师讲课的内容很多还是记忆犹新。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的回应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刚才这位同学提到，侵权法为什么没有把身份权的保护列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之所以没有将身份权涵盖在侵权法中，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身份权主要发生在家庭中，所以身份权的侵害，常常都是由家庭成员造成的，比如监护权，父母双方离婚以后，孩子本来归女方抚养，结果男方把孩子抢走了，这比较好办。如果男女双方还没有离婚的时候，男女双方中的某个人抱走小孩就比较难办。再比如对亲属权的侵害也是经常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包括家庭暴力等等。从侵权的角度来看，这些可能构成了侵权，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这些侵害都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要赔偿应该怎么赔偿，侵权法的救济主要还是通过损害赔偿的方法来完成，一个家庭成员赔偿另一个家庭成员的损害，这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必要？另外，家庭本来是一种和和睦睦的关系，通过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搞成了冷冰冰的一种金钱关系，好不好？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很多人提出这样的质问，确确实实我们也感觉到很难回答。你说老子打了儿子，丈夫打了妻子，打得很厉害，妻子到法院起诉丈夫要求赔偿，你说这个赔偿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侵权法能不能管？要不要管？应该不应该介入？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虑好，对这个问题始终在徘徊，感觉到法律不进入才好。但是有些损害确实构成侵权的，作为例外的情况可以考虑，在类型化的时候写进去一两条这是可以的，但是整个身份权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这确实不太好做。
另外，孙老师和刚才几位老师提到了，权利的侵害和损害后果是不是可以合一的问题，这从法理学上或者理论逻辑的角度是完全能够成立的，而且非常富有逻辑性，并且在民法学界很多学者主张这样的看法，欧洲非常著名的侵权法专家冯·巴尔就主张这种观点，他认为，不要搞这么繁琐了，把两者统一在一起，这样侵权法大量的规则将来要简化，而且法官操作起来和人们理解起来也非常简便。我认为，这在理论和逻辑方面都是不存在问题的。不过，民法考虑问题的时候它要考虑到可操作性，要特别是考虑责任构成要件，是不是具有可操作性，这是一个现实的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按照冯·巴尔教授的主张，二者合并以后直接对责任要件带来的冲击就是说，损害的后果是不用举证的，如果我到法院告你侵权，我只要能够证明我有某种权利，而这种权利遭受了你的妨害，这就可以了，我就应该获得一种救济。至于说，我这样一种权利遭受到妨害，是不是会引发后果，这个我不需要负有这样一种举证的负担。这可能是将侵权构成要见大大的简化了，但是这样做也是很危险的，救济多少，赔偿多少，只能由法官来决定。如果完全由法官来作出决定，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太大了。我骂你了，你可以说你的名誉权遭受到了侵害，但是这要不要补救，要不要获得赔偿？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如果按照这样一种理论的话，完全就是由法官来决定了，如果这样就给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了。冯·巴尔教授之所以这样思考，也许考虑到欧洲的法官素质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即便素质很高也难免由于自由裁量权太大而导致滥用，这也是我为什么这样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