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们可能会不由得哑然失笑，但我要说的甘阳演讲中最关键性的症结，还不是他所闹出的这些笑话。对于这些“笑谈”，我们不妨就付诸于一笑。甘阳自己在演讲中已表明：“我在美国很怕别人问我中国的问题，因为我真的不懂。我一点都不是谦虚，我觉得我懂一点西方，但是很不懂中国。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中国很难懂。”就让我们相信，那确实是一句实话吧。那么，现在的问题便是：尽管作者十分清楚自己“真的不懂中国”，为什么现在没人“问他中国的问题”，他自己在演讲中却主动选择通篇大谈中国？这不正是今天意识形态最经典的一个操作：尽管我很“知道”，但在行动中却假装完全“不知道”？
　　在我看来，演讲中的这些“笑谈”性论述，尚非关键。根本性的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在甘阳眼里，要“通”的只有这“三统”？人类历史上已有的传统，远远丰富于这“三统”，如秦晖和金雁这些年来一直以东欧与俄罗斯的后“89”实践作为研究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比较性视角，并已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启发性的论点。于是，我们便要追问：为什么在甘阳的论述中，要“融会”的就只有他所说的那“三种传统”？甘阳一面声称“不过研究中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这里且不去议论那些粗糙的二分法（如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关键性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他另一面却全然排除诸种“非中国”的“传统”？是什么使得他给自己的思想实践，硬生生地加上一个符号性的边界？
　　正如汪晖所敏锐观察到的，甘阳在其演讲中，对章太炎的民族主义颇有微辞。[7]然而我在这里恰恰要进一步指出：十足反讽性地，甘阳自己正是一个最为“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正是民族主义这一当代主流的意识形态操作，使甘阳眼里所看到的，便只有这“三种传统”。然而再一次构成极度反讽的是，若以中国/西方这一本质主义二分法来区分的话，现代民族主义本身却是“非中国”的，在甘阳所说的这“三种传统”中也无学理上扎实的立足之地。在我看来，演讲中的以下这句话，才是框限甘阳之思想实践的根本性意识形态：“严格说来，中国自成一个世界。”连王小东等公开自冠的民族主义者，都不曾有过这等极端的当代“闭关锁国、自成天下”之论。在这里，我们不正是在甘阳话语中又一次看到那“尽管‘知道’，但在行动中却假装完全‘不知道’”的意识形态操作？——尽管他“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其它的国家、地区、诸种文化传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本人是“研究西学”的：“在北大读的是外国哲学研究所”，“在美国也基本上是研究西方”），但在作出“融会论”时，却假装完全不“知道”他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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