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在该著中所提出的以“否定性”为核心的“理想图景”，便正是他赋予自己的这样一个激进的重新创造的思想任务。在这里，我要进一步地指出：这个为评论者们所忽视的特征，恰恰是该著的真正紧要处——邓正来在这里，才真正碰上了最隐秘的意识形态诱惑。对此，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为当代极有影响的中国学者之晚近论述，来同邓正来的思想实践进行一个比较性的分析。
　　激进的（不）可能
　　甘阳去年作了一个在思想界广有影响的演讲——《新时代的“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甘阳认为，“新时代”中国拥有着三个传统：“改革25年来形成的传统”、“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5]这“三种传统”的说法本身实是毫无新意；有“新意”——或者说“野心”——的地方，是甘阳在论述中，试图把这三种传统“融会”在一起，提出“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与“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这两大论点。在甘阳看来，这三种传统的“融会”（被冠以“新时代的‘通三统’”之标语），便使得“中华文明的复兴”之实现，在“新时代”成为了可能。
　　甘阳的整个论述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实则建立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阐释学之上（尽管甘阳此文对伽氏一字未提）。我在《这个谜语太黄色——我们怎样对日常生活进行哲学反思》一文中，曾分析了伽达默尔主义阐释学在概念框架上的根本性困境，即无力处理不同传统之遭遇与碰撞（即伽氏阐释学中的从“对话”到“视域交融”之过程）中所刺出的创痛（trauma）。[6]甘阳“通三统”之症结，首先便在于他全然无视将这三种传统彼此并置时所产生出的一系列创口。
　　为了论述“通三统”的“融会说”，甘阳声称：“毛主席如果看到改革的成就，即使毛主席也不会否定改革的”。且不谈这种表述的非学术性（在学术上根本无法予以论证的，除非毛主席老人家真的“重生”，且表态赞同甘阳的“代言”），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甘阳这些年来所宣称的“政治成熟”之具体形态了：这样的“政治成熟”恰恰是前政治的，即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将各种对抗性要素捏合在一起（遑论甘阳对历史性的实际政治力量角逐的根本无视）。与此同时，甘阳通过“海外华人投资”、“风水”、“拜祖宗三跪九叩”等“中国文明的因子”，来论证“中国传统文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中国漫长的独特文明传统”与“中国的现代发展”可以进行这样一种直通车式的嫁接的话，那么过去一个半世纪多的前贤思想者们在其思想实践与社会实践中所遭遇的困境与创痛，便都不啻于只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至于纠缠于“可爱”与“可信”之辩的王国维等人，那简直是“自作虐，不可活”了，谁叫他们竟忘记了“风水”、“拜祖宗”等这些“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的“中国文明的因子”呢！倘若学术研究真的可以这样来粗暴嫁接的话，那么发表惊世骇俗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容易了：“马克思如果活到现在，即使他也不会否定全球市场秩序的”（他当然能看到今天市场全球化的“成就”）、“柏拉图如果活到现在，即使他也不会否定后现代主义的”（谁让他们都具有“西方文明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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