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当下既有的意识形态坐标的另一头，即所谓的最自由主义的社会。当代美国最受欢迎的情景喜剧《宋飞正传》（Seinfeld）有一集（第五季第21集），十分有意思：片中四个主角（宋飞和他的三个朋友）一起去郊区看朋友新出生的孩子，顺便在那里渡周末。George（剧中主角之一，宋飞的好朋友）刚认识了一个新的女友，于是也把她一起带去度假。在开车前往郊区的路上，George脑子里忽然一闪念，“这真是神奇：现在我伸出手去摸她的胸，她会尖叫并把我扔出车，但到明天的此时，我便随便怎么摸都可以”。矮胖秃顶但怪念头极多的George，由此得出了这个结论——“性就像是成为一个私人俱乐部的成员：到明天我仍是同样的一块肉，但突然间原来进入俱乐部的门票便不再需要……”这些都是George脑子里自我对话式的念头，他没有“愚蠢”到直接把它对女友说出来（否则他就成了前面斯大林笑话中的第二人）。这里的关键即在于，这个念头，恰恰正是一条共同体——用George本人的用语，即性的俱乐部——内部的未被书写的隐秘规则：George和他的新女友实际上都清楚“现在摸胸会被暴打但明天怎么摸都可以”这一规则，但却都不能把它说出来，必须把它保持在隐秘状态，因为这条隐秘规则一旦被挑明，他们之间的性反而便不再可能。
　　由上可见，极权主义社会与自由主义社会都共享着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操作：即人们都知道“X”，但在行动中均必须假装完全不知道。正是这个隐秘的、未被书写的“X”（而非任何公开的标语，如革命或自由等），使得该社会得以持续地稳定和谐。因而在今天，一个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实践，便是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天真的小孩子那样，去自杀性地刺破那由隐秘的“X”所维系的“成人们的共同体”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状态，本身便是最苍白的意识形态伪装。而之所以这是一个自杀性的实践，乃是因为意识形态批判者们很清楚：通过有意选择去触犯最根本的忌讳，自己所面对的，将是那前苏联笑话中第二个人的状况；或者说，自己所自我要求的，正是去成为一个“愚蠢的”George，（无视隐秘规则地）提前摸了对方的胸脯……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作者邓正来，恰恰便同时既是又不是那前苏联笑话中的第二个人。他是那第二人乃因为：在这本著作中，他旨在书写出来的，并非“26年来的中国法学界”这个共同体中的任何在场的公开论述，而恰恰是使这个共同体得以形成并延续了26年的那缺席的、隐秘的话语机制。用邓正来本人的术语来说，这个缺席的、隐秘的话语机制便是“理想图景”的长期缺失。
　　故此不难预料，这本著作出版后会激起强烈的反响——写作此书的邓正来，正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愚蠢的”George，即通过把该隐秘机制“书写”出来，而选择不参加那“性的俱乐部”（当代中国法学界）。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那前苏联笑话中的第二个人：邓正来完全知道把隐秘机制“书写”出来的后果，换言之，他不是被逐出共同体（抓进大牢），而是自杀性地自决于共同体之外。一个有力的文本证据便是：在全书的结尾，作者毫无顾忌地将“26年来的中国法学界”生猛地称作为——一个“狼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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