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有趣”的现象是：在刑事诉讼领域，犯罪嫌疑人（已发现其罪行但尚未被提起诉讼）甚至被告人——死亡的问题。通常的做法是，终止相应的诉讼活动。原因很简单：失去了追诉的对象，刑罚无从适用。问题至此就算结束了吗？试想：该犯罪嫌疑人（已发现其罪行但尚未被提起诉讼）或者被告人涉嫌——财产侵占罪行（姑且认为数额极大），例如贪污、盗窃、受贿、挪用等等。如果因其死亡而不了了之，除了本应对其适用的刑罚主刑无所适从之外，本应对其适用的刑罚辅刑（如罚金、没收财产）也将——烟消云散吗？本应对其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也将——付之东流吗？这是——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结果将是荒唐的：黑钱瞬间（在死亡的一刹那）因制度的不健全而“漂成”白色。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制度又是缺失的。能参照适用“诉讼资格转移”制度吗？听起来就——很不像话。尽人皆知：咎由自取，罪责自负。他人怎可——代其受过——接受刑事审判，承担刑罚制裁？那么，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赃款“合法”进入继承程序而无可奈何吧？
出现了两难。这样的假想的例子，就从侧面动摇了“诉讼资格转移”制度的内在合理性。问题是被发现了，要么束手无策，要么解决问题的现实办法不能——自圆其说。
复议加重处罚，本身就为人所——不齿。复议是挂羊头（行政行为）卖狗肉（司法行为），以行政行为之名，行司法行为之实。相对人之所以会申请复议，目的就是要质疑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自首举报”。本着——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复议机关根本就无权去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进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做出“无耻”的加重处罚。如果是减轻就在情理之中。但是前后两个行政行为，何者生效？答案非常明确，自然是在后的复议决定，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就是明确的否定，就是从根本上撤销其效力。此时，相对人依旧不服所提起的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只能是针对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复议机关应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独立的责任，而根本与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无涉。所谓的复议机关对加重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言外之意，复议机关与原行政行为——初始处罚作出机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纯属——无稽之谈。试问，假如加重罚款成立，那么罚款如何入库？复议机关也只是收缴加重部分吗？
单独提出赔偿请求，应强制适用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真不知是谁的“天才设计”？道理何在？公理何在？
现行理论使国家赔偿诉讼成为一种——畸形诉讼类型。被界定为“非民非行”诉讼。其实，“赔偿”二字就已经决定了其性质，国家赔偿只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赔偿（这一点，在《
民法通则》中已有明确认定）。因而，国家赔偿诉讼也只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类型，并不能构成独立的诉讼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