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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一再强调实在法与价值（精确的内涵需从原文中获取）的分离甚至对立，颇令人费解。好像实在法与价值是两件事，这可能吗？价值是蕴涵在万事万物之中的，而不是独立、抽象的存在。离开实在法谈价值和离开价值谈实在法——都是不可能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面对棘手问题的艰难选择问题：的确，仅有实在法是不够的——徒法不足以自行，还需要有头脑的运用法律的人。正所谓：法律随风飘，价值心中留。对法律的理解、判断、权衡，是静悄悄的融入在运用法律的过程之中的。价值不是独立于法律之外的新型的行为规则，与法律并非同类，自然无法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自由裁量，并非意味着“面临多个合理的选择方案”，恰当的表述应当是：面临多个可能的选择方案。其中必然存在“最优”方案。合理与否的判断标准就是：是否找到并遵循了最优方案。
立法决策，不适用自由裁量。立法是与行政、司法截然不同的一种工作方式，切切不可——一锅粥。
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的确没有明确的正确答案。但在成文法制度的背景之下，行政与司法的结果应当是相对确定的。尽管成文法制度难逃“刻舟求剑”之嫌，但其带来的相对秩序与稳定，才是其生命的价值所在。法律（规则）之治：略显迟缓——不够时尚，甚至略显笨拙——不够灵光。既然完美是不可及的，相对有限的瑕疵和比较优势，就足以使之成为“最佳”之治世之道。
该文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只要是政府（注：该文作者“喜欢”在广义上使用，即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确立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的规则或原则的过程，无论由哪个分支完成，都是实在法的建制。”看来，对于公权分离与专属原则，还远未形成共识。这也使该文经常将三种公权——混为一谈。
立法者的名义，就是其行为合法的前提和保证。只要不偷梁换柱——就足够了。简言之：合法推定。
对代议制民主的再“开放”，就只剩下——全民公决了。好虽好，可是谁来为这样的“游戏”成本——买单呢？
法律的缺陷与漏洞，与执法者无关。法律的发展与完善，更与执法者（通过执法行为）——无关。变通，可能是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我们把“相信活脑，鄙弃死法”——视为信条。
看来，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对实在法的检验、反驳、甚至推翻——都是可以的，但一定是在承认其既存效力的前提下来进行的，且完成后也不具有溯及力（假如变更、废止）。这一点显然对行政和司法——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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