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办教育本身不是公法行为，国家管理教育才是公法行为。更何况，教育领域涉及的法律主体、法律关系众多，岂是一个行政法可以概括得了的。还是区别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好。按照该文作者的思路，请问：
公司法是公法吗？因为公司是典型的私法人，是否可以倒推：
公司法是私法。到底何者为因，何者为果？私立高校是不是依据
教育法设立的？是否也因此成为了公法人？除了国家机关之外的社会组织的组织法是同一性质，还是各有差异？区分标准是什么？在未曾很好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就得出公立高校是公法人的结论，恐怕为时尚早吧。
请注意一条规律：在学界，对一个概念而言，越是广义的解说越可能远离其本质。
该文“很自然”（好像无需论证）的就将高等教育归入了“给付行政”的范围。既然是行政的一种，当然行使的是公权力。既然行使的是公权力，行使者也就当然是公法人。多么流畅的逻辑呀。这就是一种社会科学论文的行文习惯：结论先于证明，结论不需证明，甚至结论本身就是证明。
证明举办教育是国家的义务——不难，难就难在：是否因此就同时证明了学校是行政主体？恐怕不能合并证明吧？国家的义务有很多种，国家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并非同一含意。更何况，国家还兼具所有人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
高校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媒介”、“中转站”或“传递者”吗？学校进行的是自我管理，还是代行国家管理？高校自主权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变种”吗？学校管理体现的是自我意志，还是国家意志？
但愿包括所谓“学校行政”在内的“公行政”概念的提出，不是出于“跑马占地”、划定“势力范围”进而“画地为牢”的目的。行政法学界的学人，还需更为开放的视野和宽阔的胸襟。
接受教育，无疑是个体的个体行为。给予教育，从本质上来看，也应该是针对个体个别进行的（例如对太子的教育）。只是出于成本，出于现实可能，进行了“不恰当”的合并（其实学校并没有完成使学生融入集体、融入社会因此需要集合的特别教育），才显露出社会性。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即使是国家举办的教育，其教育目的恐怕也很少会有“培养某某事业的接班人、建设者”（如果有，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吧）的内容。教育的目的其实很单纯——提升受教育者自身的文明素质。其所谓的公益性恐怕最多只能勉强算作“副产品”吧？还教育以本来面目，不要“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是到了给教育本身“减负”的时候了。
该文所引述的鲍德里奇对高校教师特征的归纳，可谓——入木三分。可惜的是，在中国得不到认同，更谈不到实现。无他，唯火候不到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