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央行政组织法律问题之探讨》后有感
左明
【关键词】行政组织法
【全文】
注：该文作者——应松年、薛刚凌
载于《公法研究》第一辑
中央与地方分权——为什么要分以及如何分，这是一个问题。这涉及到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不含地方法院）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问题。
先有人大，后有政府——这是现代民主的逻辑。以往可并非如此，基于分封制、官僚制——只有政府，没有人大。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旧时的（也是旧式的）政府将立法与行政（其实也包括了司法）合二为一了。
在民主政体下，不能不追问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设置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我们为什么必须设置它们？可不可以不设置？——特别是在单一制背景之下。当然，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可以另当别论（下同）。
我们到底是为了必须设置地方人大而不得不设置地方政府？还是相反？抑或二者都是必需的？而且还不厌其烦的一口气设置省、市、县、乡四级！真让人不得不和分封制——浮想联翩。
民主制和单一制强调的是主权和立法的集中统一，不容分享。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乡这一级（也就是最低的一级国家地方机关）。所谓的地方政治实体（包括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独立的自我意志？听命于他人或上级的立法，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立法了，已经可有可无了。
行政区划（注意：不是立法区划！）的作用和意义需要重新界说。地理区域的划分，其目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以利益、私权、领地、势力范围为宗旨，而转化为实现管理效率的手段。其标准是适当的人口和空间距离。其层级设置要以社会物质文明的水平为制约条件。
可以预见，全国只应有唯一的中央立法机关，唯一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可以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进行事权划分，设立若干工作部门。每一个工作部门可以在不同的空间范围设置合理的层级所属部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垂直管理），具体实施管理工作。地方政治实体（包括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公权机关在任何行使公权的状态下，永远也不是权利主体。
中央的财政负担为什么要与中央银行组织的权力相一致？
行政权的边界何在？——法律对此保持沉默！
不能不——必要——这就是行政权存在的理由。
社会——正在崛起成为在国家和公民之外的第三主体。天哪，前两者的某些特性它——兼而有之，真让人好生琢磨。公法、私法，看来还不够，还要有——“社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