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些前提性的思考。意思自治的功能究竟是其本身才有的还是法律行为制度赋予它的？意思自治是否根本没有什么功能，只不过是其和法律行为制度结合后才产生了一些功能？当我们单纯讲意思自治的时候，更多的是从理念的意义上来说的。也就是指私法（民法）的人文主义理念。理念通过意识作用于人的大脑，籍由人的躯体动作来达到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改造。可见理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以无形的状况存在于人的意识当中。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要求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神”为中心。人文主义思想其实就是人类理性张扬的具体体现，限定到我们今天所论述的就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即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意思自治的真谛，是崇尚选择。这本是自由的应有之意。）[4]。那么，显然意思自治是一理念的抽象存在，不借助一定的工具（形式）是根本不能产生任何客观的功能效果的。用柏拉图理念论（理念和形式是事物的本质）来讲就是，意思自治是和自己的外在形式合而为一的，否则意思自治就不是一种定在。那么，意思自治要切入到法律当中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而形式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这势必引出意思自治的工具问题。
　　其次，我们要把意思自治植入法律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些法律应当能够植入意思自治的理念？是否存在着针对不同的法律，需要植入的意思自治的量会有所不同，那么意思自治怎么量化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应当指出的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比如，一架机器能按照人类的设计来完成某种工作，机器本身是铁做的或塑料或其他的什么材料作成的，机器本身是无法植入意思自治理念的。因为，一方面，意思自治是只有人才有的，其意思和自治只是对人而言才有意义。另一方面，如果机器植入了意思自治后，那么机器岂不是要“自己”干什么了，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笔者把意思自治严格限定在社会科学领域。又由于本文笔者论述的需要只讨论意思自治与法律的问题。至于意思自治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关系问题，在此不提。哪些法律需要或应当植入意思自治，对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只要是法律都应当植入意思自治的理念。原因如下：
　　1、法律的本质性要求
　　法律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决定了它的主要任务或目的是：维持人间秩序，框复人间正义。所以，自古以来的哲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都是在秩序与正义的框架下来讨论法律的问题。尽管奥古斯丁及其继承者哈特、凯尔森等人急切的想要剥离出一个法律科学来，可是到最后都不得不回到秩序与正义的框架里来。在秩序与正义这两者之中，尤以正义为重。从哈特与富勒长达20年的论战当中可见一斑。用博登海默的话说：“正义是普罗透斯式的脸”，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可是，古往今来，关于正义的讨论都没有超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自康德把正义的内核作为自由之后[5]，黑格尔又在康德的基础之上发展了自由的内涵[6]，而后自由作为正义的应有之意获得了法律精神的美誉。保障人的自由是近代以来，人们对法律的普遍要求，也是法律精神的所在，那么作为自由的本质的意思自治来讲，就当然的应当为各种法律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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