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人的家属不能和被捕人见面，不能代为聘请律师，是不是就完全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以帮助被捕人呢？那也不是。他们走不了正道只好走歪道，走不了正门只好走后门。于是乎，请客、送礼、行贿、找关系、打招呼，等等等等，就成了被捕人家属的唯一选择。
不是要反对司法腐败吗？那就请切切实实地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吧，将我们的诉讼制度搞搞好，包括我们的律师制度。
附录2
人身自由与行为能力
原载《南方周末》2004年2月5日
在法律上，人的行为能力分为三种：有、无、限。正常的成年人是有行为能力的人，在中国，
宪法、
刑法和所谓的“民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人为成年人，
婚姻法规定二十周岁以上的妇女、二十二周岁以上的男子为成年人。婴幼儿是无行为能力的人，中国“民法”规定，未满十周岁的人为无行为能力的人，中国
刑法规定未满十四周岁的人为无行为能力的人，严重精神病患者也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其他人就是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行为能力与法律责任密切相关，有行为能力的人可以独立从事政治、经济、婚姻等任何法律行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法律责任。无行为能力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也不能从事政治、经济、婚姻等法律行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不完全法律责任，因此，只能在亲属、老师的指导下从事政治、经济等法律行为。
将少年、轻度精神病患者当作限制行为能力的人看待是合理的。但是，将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排斥于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之外，则是极不合理的。
笔者以为，失去人身自由的人虽然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但是明显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比如，一个被逮捕等待判刑的被告人，显然不具备签订经济合同的能力，因为他无法了解外界的真实行情，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意思表示，这就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不具备签订经济合同的能力一样。如果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合同，法律上应当视为无效。
同样道理，失去人身自由的人签署的口供、认罪书、委托书、服判书、不请律师的承诺书、不上诉的承诺书，等等，都应当视为无效。下面的例子更可以证明这个道理。
一个打工仔偷了一辆三轮车，就在检察院准备起诉的时候，家属为他请了律师。但检察院却拒绝律师辩护，说当事人自己说“家里穷，不要请律师”。当家属和律师要求会见被告时，检察人员说，家属会见要等到审判以后，律师会见需要当事人委托，当事人既然不要律师，律师也就不能会见。这是1997年发生在南京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