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三种情况下，人大的监督形式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程序与裁判的结果可以发生适当的分离，因此对法院是否遵守程序的监督不一定会影响裁判结果，例如，要求法院依法定的期限办案，并不意味着法院要按某种意见进行裁判。对涉及违法犯罪的案件进行调查也并不会使人大介入司法审判过程，而只是查清违法犯罪行为，并予以处理，所以前两种情况虽然属于人大对司法的监督，但并没有使人大介入司法过程。或者使人大与法院分享了审判权，因此我认为这两种监督属于
宪法赋予人大的监督权的范围，也不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但是在第三种情况下，由于人大要对裁判结果进行监督，则事实上是使人大介入了司法审判过程，因为一旦在裁判结果中体现了人大的意见，则意味着人大已经于事实上分享某些司法审判权。也可以说人大已经直接享有和行使某些审判权。如果人大要实行此种个案监督，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其理由是此种个案监督有可能导致人大与法院分享司法权，而人大依据
宪法的规定不能享有此种权力。
如前所述，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而采取议行合一的体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不应当有分工，在任何社会国家权力都必须实行分工，实行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分工，这种分工越合理，越能保障权力的有效运作，充分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而
宪法实质上看就是对权力分工的确认，我国宪法确认权力机关以及一府两院的各自的权力和职责，就是要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从
宪法的基本原则来看，法院应当在人大的监督下享有独立的司法权，人大只能享有监督权，而不能代替法院行使司法权，或与人民法院分享司法权。否则
宪法体现的国家权力合理分工原则并很难实现。人大实行此种个案监督，不仅因有可能使人大与司法机关分享司法权，而导致国家权力的分工不明确，而且也不一定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具体来说，表现在：
第一，人大有权实行此种个案监督，将妨碍法院的独立审判。尤其是在地方，一旦实行个案监督，很难对个案监督的范围进行合理的控制。一旦人大监督过多，过问过多，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然要经常向人大进行汇报，或者向人大请示，而人大也有可能经常要求法院对个案的审理进行汇报，这就有可能使权力机关事实上成为法院的“婆婆”，从而与
宪法确认的司法独立的原则是不符合的。尽管目前在我国的审判体制中，对法院的各项监督确实有待于完善，但应当承认，法院依法办案的独立性并不是太强，而是较弱，特别是在基层法院，法院的审判工作受到太多的干扰，“婆婆”太多，同样是法院目前面临的困扰。各地的人大常委会及其各专门委员会决不能直接干预个案的审判，否则，司法机关更感到无所适从[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