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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半天，物权法草案里的所谓“建筑物”，其实就是房屋或者“住宅”而已；而所谓“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其实根本就是“房屋所有权”或者“住宅所有权”而已。这么简单的一个“符号”，却被陈华彬先生等民法学家弄的复杂不堪。这其中固然有他们个人的设想和考虑，但却与社会现实和民众的理解能力相去甚远了。其实，只要用一个“房屋所有权和相关权”的符号，就足以囊括民法学家们所有的权利种类了。
现代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只有适合社会实际状况的法律概念才有生命力，反之，或者没有生命力，或者，需要花费高昂的普法和法律实施成本，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过程才能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这在我国一百多年来的法治实践中是不乏其例的。我们大体可以想象一下：单单是把现在国人手中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换发成《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证书》就要耗费多少行政成本啊？更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个法律概念和其他众多房地产法规中相似和相关法律概念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呢？
我实在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民法学家们非要坚持使用这个让公民、社会甚至其他法规都无法理解和接受的“符号”，难道真如陈先生在其文章中所说的，只要法律的起草者接受就行了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觉得，无论是陈华彬先生还是其他的民法学家们，他们在起草和设计物权法的时候，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只有法律起草者自己理解和接受的法律才是好法律，至于社会和人民大众理解不理解、接受不接受那都无关紧要。虽然陈华彬先生和其他民法学家们并没有明确说出来这一句话，但是他们学术话语的背后，其实就隐含着这种对社会与普通民众的傲慢和藐视的。孔老先生曾经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左传》里也写着：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所以，我不得不认为，上述的学术话语，在其语义最深处，有古代专制社会的愚民观念之幽灵在游荡着。
现代中国法理学认为：法律的权威性应该在于让公民在理解和接受法律的基础上养成遵守法律的习惯，而不在于有着“庶人不得与议”的威严和“绝对正确“、“绝对公正”的“法言法语”。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实践中，物权法事关全国人民切身财产利益，从来都不应该是寥寥无几的法律起草者个人的意思反映，同时，更不能将法律的起草者混同为“立法者”。或者将屈指可数之公民组成的“起草班子”的意愿凌驾在社会和人民大众之上。如果，物权法的起草者认为，可以用自己生造的词语去改造社会，并且让人民服从自己的表达习惯的话，说的客气点，是书生气十足，说的不客气点，就是民法学者们对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的不尊重。我以为，任何研究或者起草法律的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同时也才是法律的真正实施者和法治中国的真正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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