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她打完电话，我马上把我们招标公司谈判小组的谈判代表叫过来做了些交待。几天后，谈判小组的评审意见出来了，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无域信息工程公司成功胜出，最终被确定为成交供应商。她起初感觉到有些纳闷，却不知道具体原由，后来隐隐约约发现是我在里面做了文章。开始她非常生气，认为我财迷心窍，太没有人情味了，认为我这个人一条道上走到黑，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挽救，最后知道了我的苦衷，尽管不赞同我的作法，但也没有再责怪什么。
2004年7月27日，招标公司向三家报盘供应商分别送达了成交结果以及准备退回100万元保证金的书面通知书，告知本次竞争性谈判中无域信息工程公司胜出，并感谢另外两家报盘供应商的积极参与。之后，新威信息工程公司与个别评审专家交流时，感觉到谈判小组的专家们没有看到《最终报盘文件》的最后一页，认为最关键的证据被我们隐匿、销毁了，没有送到评审专家手中。后来，他们通过律师调查，从专家的打分记录以及对评审专家的调查更进一步证实了猜测。为此，在质疑期限内，这家公司向我们招标公司提出了书面的质疑。
早在新威信息工程公司提出质疑之前，我曾经对竞争性谈判程序(Negotiated procedure with competition)有过专门的研究，这种程序指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通过与多家供应商进行谈判，最后从中确定最佳的成交供应商。这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所规定的非招标程序的采购方法之一，也为我国政府采购法所移植。由于我国政府采购招标程序的缺位，许多招标公司都热衷于采取竞争性谈判采购方法。然而，《示范法》严谨的适用条件及其操作规程并未为我国立法所全部采纳，从而导致我国公共采购领域在适用这一采购方法时存在着太多的“猫腻”。
接到5000万元的采购项目后，我确定以竞争性谈判的采购方式进行采购，也是基于我对这种制度的研究和理解，认为采用这种方式相对于公开招标来说，它的保险系数较大，不容易出现大的法律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竞争性谈判制度赋予我们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选择权利很多，自由空间大。
政府采购法规定，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的适用条件，只罗列了四种法定情形，经过我逐一解剖，实际上包括了13种法定情形，即：公开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邀请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公开招标后没有合格的货物和服务；邀请招标后没有合格的货物和服务；重新公开招标未能成立的；重新邀请招标未能成立的；货物或服务的技术复杂，不能确定详细规格的；货物或服务的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的；货物和服务的技术复杂，不能确定具体要求的；货物和服务的性质特殊，不能确定具体要求的；采用公开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采用招标邀请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货物或服务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只要具备13种法定情形之一，就可以选择这一采购方式，成为我们任意选择这种采购方式的法定理由。过多的选择空间，太大的自由度，必然会导致公共采购过程中更多的“猫腻”。而《示范法》在适用这种采购方法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比我国立法要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