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律师成长模式缺乏合理性和规范性，也会导致律师整体素质的下滑。
　　大凡有点成就的律师，凭着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在律协里任某某职务的“政客”头衔，就心安理得地做起“律师老板”，自然无心钻研业务，提高业务能力，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维持社会关系和公共应酬中，把案件批发给用廉价的工资雇来的新律师和律师助理办理；而新律师、律师助理因为得不到专业的律师的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无法把案件处理得活色生香，就连基本的规范操作斗不能掌握。但为了早日脱离“苦海”，他们就更无心于提高业务能力，只想早日独立执业。更有一些新执业律师，迫于生计，常常铤而走险。当整个行业处在一种不正当竞争、恶性竞争的困境中，不依靠能力，而只祈望于各种“关系”和各种不规范因素为自己带来业务，也就必然导致律师整体素质的下降。
　　3、中国社会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司法腐败严重，也会导致律师整体素质的下滑。
　　上个世纪80年代，整个广州只有80多名律师，律师不愁没有案源，大多是当事人主动找上门，案件数量有了保证，律师的主要精力都在办案上，不必费尽心机地应酬、拉关系，总体素质较高；与同时期的法官相比，律师需要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而法官却没有什么严格的考试，门槛低，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进法院。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使律师、法官有了统一的门槛，律师与法官处于同一起跑线，但必须承认的是，近年来，法官的整体素质已经高于律师：法官每天要接触大量的案件，写相当数量的法律文书，同时，法院文书是一种官方文件，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组织的保障和监督使法官的整体素质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与此相反的是，律师要么没有案件或者案件数量过少，要么案件过多都交给“助手”、“新手”处理，律师业务操作也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有效的监督，律师行业“个体户”，“小作坊”模式比较流行，这都导致律师整体素质的下滑。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具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和信仰，应当说能够形成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但事实上律师与法官、检察官的关系常常是相互排斥和相互敌视。法官、检察官整大权在握，而律师只是一介布衣，是其中最弱的群体。为了业务的顺利运作，身边的一些律师不得不行贿法官和检察官，“打官司”往往成了“打关系”，律师根本无法规范执业，提高业务能力的进取心必受挫伤。近日，中纪委南下广东，深圳中院法官集体司法腐败案曝光，十多名律师也受牵连被查处。需要指出，现实中的这些律师既可怜又可悲，可怜的是，他们要整天为生计奔波；可悲的是，这样的律师，不仅让委托人花了冤枉钱，还可能误了大事，不仅是委托人、被告人的不幸，更是律师行业的不幸，中国法治和中国社会的不幸。
　　三、司法机关，无法给律师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律协、律所、也不能够彻底改变律师的命运。工作颠簸，心灵漂泊，处境艰难，中国律师就是没爹没娘无依无靠的“苦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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