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硬要搞“推翻”被统治者的革命，那只能叫反向革命。无论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还是李志强的“街头革命”，实际上都是反向革命。“反向革命”也可以简称为“反革命”。
“反革命”有两种，除了“反向革命”，还有“反对革命”。从政治原理上看，统治集团及其成员，都可以，甚至应当成为“反对革命”的“反革命”，而不应当成为“反向革命”的“反革命”。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宣布，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不再以革命的方式管理社会。与此相适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早已废除了“反革命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镇压反革命”的条款也早已被《第十七条
宪法修正案》废除了。
宪法、党章、中共中央现在都是反对革命的，然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继续革命，将城市管理当作革命。正因为他们有革命的思想，才公然违反
宪法，设立非法机构城管队，并让城管队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姿态破坏法制，以革命的气概和威势打小贩、抢三轮。
因此，李志强不是革命烈士，而是反向革命的牺牲品。
李志强的“革命烈士”称号更加表明李志强等人的上述行为是抢劫而不是执法。
五、应当避免的激情革命
笔者本不愿意为崔英杰的行为作“激情革命”的政治论证。崔英杰事件本来就是一起法律事件，但北京市有关方面偏要将它与革命联系起来，将它上升为政治事件，笔者也只好进行政治分析了。
崔英杰的行为具有革命的性质。第一，使用暴力；第二，针对统治者；第三，反抗一种不合理、不合法的制度。但是，崔英杰的革命不是有纲领、按计划进行的，而是盲动的、不计后果的临时冲动，因而只能称为激情革命，而不能称为理性的革命。
崔英杰的激情革命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崔英杰卖烤肠谋生是正当权利，面对强大的非法组织城管队，他的权利显然是不可能通过上访投诉、静坐请愿、游行示威、行政诉讼等正常的、非暴力的法律手段获得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