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人权的信仰
王：我注意到你喜欢引用雨果。德里达曾说，欧洲的作家通常都反对死刑，但欧洲的哲学家通常都不反对死刑。因为对他们来说，死刑的正当性，就等于国家的正当性。不能杀人的国家还能叫国家吗？除非你相信，在国家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对基督徒来说是上帝，对法学家来说是人权，对雨果来说，“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九三年》）。所以废除死刑，就等于取消“人民主权”的绝对性。法国的国会在很长时间，和英国的国会一样，“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什么都可以做”。而你的主张，等于是再给人民主权加一个限制，“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也不能把活人变成死人”。你的这个逻辑继续下去，就是对议会立法的违宪审查。所以你在担任
宪法委员会主席时，要求改革
宪法委员会只能对法案进行“事前审查”的做法，而由普通公民来启动对国会立法的违宪审查。可惜你的提案失败了。迄今为止，法国的国会和人民都不太愿意接受对议会主权的进一步限制。
雨果诉诸于基督教的信仰来反对死刑，另一位作家，俄国的托尔斯泰，他在小说《复活》的扉页上，题下《圣经》里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罪人在这大地上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个权力不是一份社会契约可以创造出来，或者私相授受的。但存在主义的作家加谬，他却站在反宗教的立场来反对死刑。他相信只有去掉了关于天堂、永生与灵魂的观念，死刑的合法性才会彻底消失。所以他说“死刑的终结就是宗教的终结”。我知道在法国废除死刑的过程中，天主教会发挥了相当大的道义力量，也给了你极大的支持。你和一位主教是朋友，在亨利案中，你甚至引人注目的传唤一位狱中神父出庭作证。
巴：是的。在1972年，法国的天主教首次明确了他们的态度。他们（法国主教团社会委员会——笔者注）发布了一份主教声明，其中说，“将一个人处死，就是否定他有重新做人的可能；对基督徒来说，就是怀疑‘宽恕’的强大力量，就是否认‘救恩的普遍性’与‘重生的可能性’”。所以主教们说，“社会，即使是经过正规的审判，也不能以一个人有罪为借口而处分他的生命。生命权是绝对的，死刑是无视人的血肉生命的一种极端形式”。我很尊敬这样的立场。
王：从各国经验看，宗教和人权，的确是废除死刑的主要观念力量。目前在中国台湾的相关讨论中，人权团体和宗教团体也是重要的发言者。不过情况也很复杂，新教中也有以圣经为依据反对废除死刑的，我们对佛教的一般印象是慈悲为怀，反对杀生的。但佛教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如台湾的星云大师却坚决反对废除死刑。我知道你和达赖喇嘛也很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