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圣约，“乃是一个有道德根基的协约或约。它建立在自愿同意和共同的誓约或允诺之上。由相应的更高的权威作见证，在不必平等却相互独立的人民或各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圣约）大多数即使不具有永久性，也意味着无期限的持续。圣约能为各种不同的目的而联结任何数量的同伴，但其本质一定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联结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建立政治和社会的共同体 ”。
基督教圣约观有两个核心特征对英美的
宪法概念和宪政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使英美的
宪法和那些仅仅受到创世论的社会契约论影响的
宪法（如法国和前苏联的
宪法）有根本的区别：
一，被动领受的契约观。圣约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立约，这表明最初的约乃是在不平等的主体之间发生的。没有一种更高的权威介入，平等主体之间没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因此圣约不是意思表示的一致，圣约是由神的拣选和人的领受构成的。这就和“一个立下由其继承者执行的遗愿和遗嘱的遗嘱人相类似”，正如遗嘱人与其继承人不在同一个地位却践履一种共同的责任一样。因此《圣经》的希腊语译本（七十士译本）最终选择了“diatheke”一词来表示“圣约”，取希伯莱语中的“见证”之意，也被翻译为“承约” 。这是“约”与中国传统的“道”的最大区别。其一，“约”不是道或真理本身，约只是真理启示他自己的一种见证，是以此为凭的证据。其二，人的地位不是缔约者，而是一个承约者。守约是向神的话语的顺服，不是有权对方提出主张的对价。当神人之间的关系从旧约递进到新约，将这一被动的领受推向了极点。人守不住律法，上帝遣他的独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以基督的“宝血”替人付这守不住的代价，同时成全“约”的公义和“爱”的丰盛。在基督与人所立的“新约”中，第一，救赎的希望转向恩典下的“因信称义”，不再指向地上的国王和律法。其二，人的承约者的地位，完全来自于神的恩慈、拣选和保守。这样的圣约观尽管建立在宗教的信仰背景上，但“在特性上是世俗的而非神权政治的” 。人可能去“替天行道”，却绝不可能替上帝履约。任何这种倾向和念头，都是对十字架上的上帝的公开叛乱。“约”与“道”相比，有着清晰得多的对人的地位的界定，和对具体的约束内容的坚持。因此在17、18世纪清教徒的复兴中，能够贡献出世俗的圣约观，成为淬炼现代立宪制度的熔炉。
二，自我限制的自由观。圣约的希伯莱词“brit”，意思是分离和连系。圣约包括一切事物的分离，又包括它们的重新统一。旧约也被称为“律法之约”，如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你我的约”。同时，“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割礼的政治哲学意义是非常鲜明的，它并非指向一种物质上的代价，而是要求人割去自己的血气、意志、欲望乃至知识和理性的一部分。安息日和“什一奉献”也是如此，前者在时间中割去七分之一，后者在财产中割去十分之一。在新约中，使徒保罗将洗礼也视为基督徒所受的割礼。信徒在入浸时归于基督的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出浸时靠着恩典，因着信心而在灵里重生，将自己的生命归于基督复活的身体。因此新约也被称为“恩典之约”。人若不接受被一种更高的价值约束，不愿通过被限制而破碎自己的完整性，就不能被归于圣约之下。因为上帝自己也是以自我限制的受难方式来启示这一立约的。立约意味着立约者和承约者都将割去自己的一部分，通过放弃而得到自由。这是基督教圣约之下的自由观，没有约（束）就没有自由。对英美立宪主义的发展而言，“圣约的自由”与“本性的自由”这一区分 ，比伯林所言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更为根本。1645年，美国开拓初期杰出的清教徒、马萨诸塞共和政体的创始人约翰·温斯罗普，在对议会演讲时明确了这一区分。他说人的自由是双重的自由，圣约的自由是一种道德的自由。没有它，权威、公义和诚实就不能存在。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割礼和洗礼等仪式，形象的展现出一个在约中“分离和连系”的两个部分。而在卢梭和康德式的人间契约论中，往往只强调联合的一面，不强调割去的一面。或者只要求公民个人的“割礼”，却不要求国家和人民之一般的“割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