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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文主义一面使它所信奉的价值摆脱信仰的底座，一面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种族主义或“前种族主义”的兴起。塔吉耶夫是研究种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他在《种族主义渊源》一书中敏锐的观察到这一点。他说，早期基督教的反犹倾向是基于信仰的。这种倾向排斥的只是犹太人的“异教”。假若犹太人改宗基督，他就不会再受到差别对待。塔吉耶夫借用使徒保罗的论述，说明这种“在基督里”的普世平等原则——“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自主的或为奴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 。但15世纪以来的世俗化，一面淡化了信仰至上，一面却并未淡化、而且首先在西班牙等地还强化了反犹行为。“如果说过去的反犹主要是反对犹太教，表现为促使犹太人改宗基督，那么现代的反犹则成为反对犹太血统”，由于“血统肮脏”或不纯，犹太人的命运不再与信仰和真理有关。于是反犹运动便由信仰上的“同化”，发展为肉体上的隔离、驱逐乃至消灭。塔吉耶夫指出这恰恰与基督教的普救论思想背道而驰，正是世俗化的人文主义，催生出了“前种族主义” 。
第三，启蒙运动的反宗教倾向，也在普世奴隶制被废止后，强化了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这也是塔吉耶夫的观察。他和申克一样，承认启蒙运动所推崇的自由人权观念帮助了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但他尖锐的指出，启蒙运动具有“反奴隶制和反黑人”两种倾向共存的悖论。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认为亚当、夏娃为人类共祖的说法不过是神话，他们反对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人类同源论，主张“人类多源论”，反宗教不可避免的导致价值的多元和相对主义，将黑人看作异类的倾向就在人心中难以抑制。一旦你认为人类缺乏一个共同根源，那么黑人与白人之别，就与人与猿之别无异。
废奴与福音
几百年来，影响这个世界的另一场针锋相对的运动，即基督教的福音主义运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有意忽略了。事实上，18—19世纪的欧美出现了两种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启蒙运动基于人的“生而平等”反对奴隶制；英美的福音派基督徒和政治家则基于人的“被造平等”反对奴隶制。前者为一个“理性的王国”而战；后者则为“上帝的国度”而战。革命家以暴力反对制度，以制度改造人性，为了使一个大写的“人的旨意行在地上”。而威伯福斯和他的弟兄们在废奴运动中的全部努力，只为了遵循和见证《圣经》的教导。如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为他们代祷的那样，“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议院，如同行在天上”。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道路，以信仰改变心灵，以心灵改变处境。这是一条与启蒙运动的理性崇拜和制度崇拜相反的道路。
于是近代史上开出了两条废奴之路，共同推动六千年的奴隶制，在近代最鼎盛的时候嘎然而止。它们也带来了19世纪的两个结果，“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奴隶”的时代结束了，“一个人是一切人的奴隶”的时代却从此拉开了黑幕。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联盟”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他们废奴的结果，而在于他们废奴的理由。革命家的道路是“从奴隶到将军”，威伯福斯和福音派基督徒的道路却是“从奴隶到弟兄”。他们不相信暴力，只相信“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箴言书》25：15）。
这一道路跨越了两个时代，也超越了狭义上的奴隶制。因为启蒙运动追求的平等，是打碎了人类的整体性的、原子式的平等，人与人平等得就像两颗遥远的星球。而威伯福斯等英国废奴主义者追求的平等，却根植于人类在上帝面前的整体性，平等的目的是平等得像弟兄。废奴已成为历史，但这一根植于基督教信仰的理想却从未成为历史。奴隶制只是一种处境，离开了福音主义的理想，人类在任何处境下都可能是奴隶。福音的确改变了制度，却福音又高于制度。它的追求不是平等，而是高于平等，是人与人的相爱。
有人曾批评《圣经》中没有废奴主张。使徒保罗曾在《腓利门书》中面对奴隶制度，坚持以心灵改变处境的道路，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道路。腓利门是当时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从他家中逃跑的奴隶，曾与保罗一同坐监，在狱中成为基督徒。保罗一面要求阿尼西母回去，一面写了一封致腓利门的信，要求腓利门接纳“在基督里”的阿尼西母。既然基督同时为奴隶和奴隶主而死，以上帝独生子的血赎他们的罪，并为他们而复活。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就被称为神的儿女。“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这就是基督教所传杨的福音。当阿尼西母与腓利门同为神的后嗣时，他就“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一个基督徒奴隶，揣着这封信，因着信心，冒着逃亡奴隶将被处死的危险，走在返乡重为奴隶的路上，活象一个卢梭眼里的“疯子”。阿尼西母知道等待他的那个人，在处境中是他的主人，但在灵魂中是他的弟兄。这就是人类废奴史的开端，也是人类史上真正充满指望的画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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