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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新闻自由和法治的实现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司法的独立和完善的法规为新闻媒体监督权的行使提供了保障；而没有舆论监督，司法的进步也难以实现。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是代表公民行使知情权、表达自由权、批评建议权，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和监督。也许媒体报道的主观倾向性会使司法承受不能承受之重，给案件的审理带来无形压力，部分媒体也有可能职能越位，超越职业道德的边界而过早披露秘密，危及案件侦查。然而这毕竟是少数情况，如果为了避免这种不可预测的可能性，而将司法权神秘化，不仅不能树立起司法公正的形象，反而会让社会和公众对司法权产生更强烈的质疑，使我们的司法陷入专横强权的境地，这和法治所追求的公正精神背道而驰。
也许我们会有疑问，为什么同样是法治国家，欧洲一些国家的媒体却禁止介入到案件的调查过程中？事实上，媒体的介入必须建立在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上——司法机关本身具有足够的公信力。首先，司法人员需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他们接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 ，通过多年的法律研习具备了一个优秀法律人的素养；再者，司法制度完善、公开、透明，审判程序严格，就好像一个性能优良的机器，可以按照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正常运行；最重要的是，司法必须独立，不受行政和政治因素的干扰，不需要对政府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作为“第三只眼”，一方面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不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同时又必须追求新闻效应，这就与司法的权威性产生了冲突，丧失了媒体监督的必要性。
相比较而言，我国司法机关不仅不具备这些条件，这些条件还正好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司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行政干预色彩较浓、审判程序的空白点多……这些都需要通过媒体的揭露和群众的监督来弥补。将司法活动置于大众传媒的监督之下，不仅有利于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且也是法院抵制外部干预、确保司法公正的有力武器。事实证明，一些都市报、日报等地方媒体，在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确有不俗表现，如《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等广东报业媒体，均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已经出现了老百姓有冤 “不找政府找媒体”，“不找律师、找记者”的现象。一方面，它们的正面宣传报道能够起到较强的引导作用， 培养起公众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另一方面，对反面典型的剖析更是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培养公民法治观念、促进我国司法的改革。不得不承认，广州报业媒体开放、求实、创新的风格，以及对社会生活鲜活深刻的报道，使得广州这个兼具传统和现代的城市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但也许正是媒体的揭露，牵扯到了太多关系人的既得利益，各种各样的阻止和封杀相继而来，导致媒体“失语”和“缺位”，群众听不到媒体的声音，看不到媒体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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