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邓先生看来，源出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建构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评价体系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前此而在的一个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邓先生指出，维系自主性的努力在于做到场域区别和学术评价标准的自主。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区别和自主的方式在哪里？是某种标准的确立？抑或是对其他任何于学术研究构成示范性压力的权威事物，权威力量在场的拒绝？还是另有其他的策略？知识的评价标准源出于知识，而背后的知识传统却在当下的中国学界付之阙如，传统与建构的紧张或张力如何处理？既有资源的利用以何者为取舍的基本标尺？于此，许多邓先生意识而他人未意识或不意识的问题的存在将又加之于邓先生一个负担，即启蒙——问题的启蒙——问题意识的启蒙——难题意识的启蒙，这大概也是邓先生在此时来到大学的一个考虑。
邓先生怀着在新的阶段上继续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志愿加盟吉林大学，也开始树起了他的一个新的学术路标——即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研究与反思转至对社会科学知识产生机器的反思和批判。而此前的独立学者的身份已经为现在的教授身份替代，但依旧可以见出他继续自己学术风格的自信，这源出于他对自己职业教师与独立学者之交相身份的设计。基础规则就是他向吉林大学提出的“二不原则”，即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不担任任何实质性的学术方面带长的职务：不参加任何评选和评定工作，只从事带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工作”（页6），这是一个很有个性并且值得玩味的举措。邓先生把此“二不原则”作为其对国家学术体制的原则性底线，作为个人所追求的学者品格的形式维度（页6），而在邓先生的学术之路上，这更是一种品格，是对当下各种场域力量交相作用下，学术界形成的“会展学术”“消费学术”等奇异现象的心态设定，我们可以见出，牵引“二不原则”的还是邓先生执著于其学术研究始终的平实，持恒，对中国社会科学如此，对他自己也是如此。
提出此“二不原则”源出他对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状况的一个体察，即中国社会科学尚未建构起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评价体系。邓先生指出，在关乎人类发展及未来努力的方向方面，我们的社会科学还不足以给人们提供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观点和思想。而改变此种状况遭遇的难题在于，社会科学在中国缺乏发生学意义上的源起，更甚者，缺乏知识传统的中国社会科学在晚近的发展中蒙遭了曲折。如前所述，这些都可以归之于前此而在的一个问题——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上。继而研究、反思和批判知识生产机器或机制便是逻辑必然。邓先生的智识贡献在于为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人们厘清了基本问题，并在分析问题时溯及到隐藏于问题背后的根源或者说是“结构性力量”，以追问和反思的方式找出问题链上的问题源，进而尝试给出缓猛相济的处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