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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吴丹红，男，1978年生，浙江义乌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Email：danhon@163.com。本文为美国福特基金项目“《反酷刑公约》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部分成果，感谢陈瑞华教授给予的指导，并感谢德国的赫尔曼教授（Joachim Herrmann）于2006年5月6日在北京大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对本文的一些评论意见。
参见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智辉主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国家哲学社科项目2005年；张淑玲：《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苏晓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移植和适用》，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参见林辉煌：《论证据排除》，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等等。
例如，苏力的《送法下乡》一书的副标题就是“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但是通观全书，我们似乎只是观察到了农村基层司法制度的运作，城市基层司法制度的运作被作者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另一种以广大农村的基层司法机关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方法，认为这些“传统社会”更能代表中国大多数地方的社会现状。参见陈瑞华主编：《未决羁押制度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这种研究思路与“木桶原理”比较相似，即只有解决木桶的短板才能提高木桶的容量。笔者的“最小公约数”思路则认为，在条件更为优越的大城市司法机关，可以找到各级司法机关的最小问题，其他司法机关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类问题放大化。
樊崇义等著：《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湖北、河北两省在2005年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
Encyclopedia of Crime and Justice，Free Press，1983，p.715. 施乐辛格的定义参见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众所周知，中国的“司法解释”在实际效果上并不逊于法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为特定的机关所遵循。
]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笔者与一些法官的访谈表明，出于对“法官审警察”的敏感，很多地区的法院不敢在审判中公然作出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确认参与取证的侦查人员违法犯罪，甚至在非常重大的违法取证行为的认定上，法院还要参加政法委召集的协调会，就是出于这种现实的考虑。
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法官素质的问题，但笔者的实证调查似乎不能支持这种推论。在D市法院的刑一庭，共有法官13名，其中三名本科生，10名研究生，法官的学历不可谓不高，但是其观念却与学者们要求的相距甚远，一名参加工作不久的高学历法官告诉我，受司法环境的影响，他正在从“书生意气”慢慢完成迁就现实的转变。
关于民意对刑讯逼供容忍度的研究，参见吴丹红：《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
近年来刑事案件的大幅度上升给法官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能按时结案是很多法官努力的目标。在D市法院，五年来一线法官的人均年办案是198件，很多法官长期加班加点，“承受了超乎寻常的工作压力”（该院2005年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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