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根据邓教授随后的一篇文章所交代的，[25] 笔者以为，“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指向的是“定义中国”或寻求“主体性中国”的努力，这其间隐含的可能是一个悖论，即“知识—法学”进路在邓教授那里，一方面强化了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之必要的同时，另一方面直接地制造了“反思”与“批判”的反向建构意义或功能。这一策略的要害在于，一方面，它将力图完结“现代化范式”在中国场域的支配态势，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在这个批判的过程中同时也悄悄地确立了“批判”本身的正当性，但是更前提性地，也是隐而不显地为建构“定义中国”的理想图景确立了正当性，或者讲在直接关于社会秩序的型构上，目前的邓教授把关于正当性的追究依然隐匿着或悬置着。但是事实上，这种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存在的正当性的方式这的缘由乃在于在邓教授在根本上就不准备对进行实体性建构做正当性论证。
但是在这里，囿于篇幅和本文论旨在此我们只关注“现代化范式”问题。 [26] 支援“中国法学”一文关于“现代化范式”进行知识批判的是邓教授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被植入中国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所呈现的型构或支配关系的认识。而也正是这种宰制关系的存在提起了我们关于知识类型和品格进行界分和反思的必要。邓教授指出，
正是在这样一种通过“知识引进运动”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法学）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隐含于这些知识背后的各种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西方现代理论和观念，经由“建构者”的我们，不仅为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也为我们认识和选择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亦即我在前文里所说的“理想图景”。上述观点无疑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前设的，即西方现代理论和观念对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影响，并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缺失自主性的惟一原因，因为众所周知，文化霸权的形成在当代并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被动者”成为“主动者”之后才获得其实现之可能性的——亦即在学者与这种文化霸权进行“合谋”以后才导致这种结果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论者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论者的转化，才致使西方现代理论和观念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对中国知识生产过程与“理想图景”间关系的这种认识，归根到底，具有这样一种底蕴，即我们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建构者，而且也是这种知识的被建构者。建构者与被建构者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同一性，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我们在确立中国社会发展之“理想图景”方面的“路径依赖”品格。因此，我们可以说，经由“知识引进运动”而形成的这种社会科学知识（包括法学）决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的或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的和固化性的──这种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型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当然，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反过来又不断强化着它所依凭的那种“理想图景”。 [27]
分析开来，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社会科学在西方的建制和发达依凭的乃是国家力量在其间的扶植和支配。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也为国家权力做某种诠释。其支配范式乃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此种理论的一个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即是国家发展模式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逻辑”。 在如此的线路下分析开来，作为知识生产之重要依凭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是：（1）随着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配范围的拓展，西方现代化的“普世逻辑”逐渐被输出，经由输入国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而在这些国家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2）进一步而言，也是更为紧要的是，依凭这种带有示范性的逻辑，非西方国家被想像成了无所作为，没有自己历史的“他者”，只能够扮演一种现代化力量所波及的对象这样的角色，自生自发的创造力量被想像为“无”；（3）具体化为中国研究，中国的问题被置于一个关于“世界时间”的分析语境之中，在线性历史观和现代化“普世逻辑”的支配下，中国被纳入到西方发展模式中。[28] 就这种作为标本模式的现代化框架，邓教授指出，第一，它将世界各国做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两分处理，这种武断的非彼即此的处理方式，紧要处在于对现代给出的界定所依据的是从西方发展经验及其成就中抽象出来的因素。据此，“现代”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蕴涵。这种两分观忽视了经验上的事实，在根本上否定了现代中隐含有传统、而传统中又往往存在着现代这一极为复杂的现象；第二，它预设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单线性历史进化图式，其背后的根本要害在于将西方发展经验的偶然转换成一种普世的历史必然，这意味着对条件不同、文化相异的国家发展出具有个殊品格的现代化道路之可能性的否定；第三，透过“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发展的前后序列排比以及认定现代化的实现乃是以抛弃和否定传统为条件的，这就意味着传统社会必定要寻求现代，但同时却必须整体地抛弃和否定传统，而这无疑忽视了传统中所隐含的向现代转型的深厚的正面性资源。 [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