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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哈贝马斯知识论的分析和讨论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知识的反思与批判品格对中国法学所可能有的助益。检视中国法学近30年的发展，尤其是关于中国法学回顾与前瞻的论述，可以说中国法学研究的论者们一直在探索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尽管这一问题被以多种方式提出。[21] 但是却很少有人从知识论的角度来关注，或者严格说来从知识的反思与批判的旨趣出发来检视我们的法学研究。虽然作为学术研究，从某种角度上看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的进路，它可以是技术性控制的旨趣所对应的经验—分析知识，也可以是理解的实践旨趣对应的历史—解释的知识，还应该是解放旨趣对应的反思与批判的知识。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因为某一类知识类型的在场而忽视或省略另外类型知识的在场。自然笔者这里不是预设何种角度更为确当和可欲，而是指出问题方式的不同得出的研究意见可能也是不同的，毋宁说这里少有比较的标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假如我们不对据以型构我们的法学理论的知识进行反思（包括知识的生产及学术产出制度），而只是在与之平行的逻辑或进路上建构某种有具体功效指向的理论主张，则可能使我们无法有效地认识到法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它的类型（实证的，解释的或反思批判的），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对此的不意识，可能会使我们成为其中原本为我们不欲求的结果的生产者或推动者，从而使生产出来的某一类型的法学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
在其谓之“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中，邓正来教授发表了其18万余字的“中国法学”一文。[22] 根据邓教授自己的概括，“中国法学”一文认为，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给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据此而言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而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文章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失”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就全文看，文章旨在于对中国法学近30年发展的检视与反思，对支配了这一时期的法学知识的“现代化范式”进行反思与批判，指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治原因就在于此种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一结论的得出主要是经由分析四种法学知识内容实现的。但是只要稍微深入追究一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法学”一文的论述进路和结论的达致实是由邓教授关于知识的理论所型构的。在相当的意义上分析，“中国法学”是其对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的知识生产关系的研究、反思与批判，正如该文所指出的，“我所旨在揭示和批判的乃是某种特定的‘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23] 而此点关注可以被简化为打破“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开启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可以说“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全文最为核心的语汇。针对各种关于“理想图景”问题的讨论，邓教授曾经在网上专门开贴进行了回复，他主要就学友关于“理想图景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所透露出来的“本质主义”倾向，在当下提出“理想图景”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行了解释。邓教授指出——“理想图景”就在根本上意味着要在中国法学领域中，把那个被遮蔽的、被掩盖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社会秩序之中的当下问题开放出来，让这个问题彻底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发言。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不思”地生活在西方理想图景之中，同样也不能简单地、“不思”地生活在自己都不知道为何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就此而言，我们既不信奉当然的权威，我们也同样不能沦为“不思”的一大堆。开始追究和思考“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本身，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着一个新法学时代的来临，至少是一个开始思考根本生活状态的时代的来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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