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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确定性。道德权利调整是一般的调整，它主要借助评价、教育感化、舆论褒贬来培养人们的道德义务感和善恶判断能力。道德的内容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上。道德权利调整标准是模糊的，其虽然也具有规范性，但规范性较弱，它的调整机制虽然也含有强制性的因素，但归根到底只有被人的良心接受才能产生“效力”，这种精神强制力强弱往往因人而异。法律调整是一种以普遍的强制性来评价人们的行为，由于它是国家权力的外在表现，并通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按照明确的程序与形式来进行，因此其作用的机制是外在的、有形的、确定的。人们对道德准则所发生的争议不可能最终诉诸一定的标准，道德意识的变化、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也不可能借助某种“权威”或“程序”。同样，“对道德权利的维护也缺乏明确的机制，而主要借助于社会舆论和良心这种软力量。这使得人们在谈论道德权利时难以有所依据”。
第三，相对性。在某个既定的社会中讨论道德权利，视其有不确定性。倘若超越这个既定的范围，则情况也许更为复杂。因为在不同的社会或民族中，因受其特定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的影响，使该社会或民族的道德规范体系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形成一种“道德差别”。 这种差别随处可见，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社会中会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因此，社会共同体的生活规则未必具有科学合理性或道德上的一致性，只要它不违背该社会的风俗习惯，人们就可以在其中尽其职责和享受其行为自由的权利，也有权利要求他人如此行为。这表明道德权利具有相对性。道德权利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权利”意味着“能够”。
事实上，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主要是要求方式上的区分；在行为形式上，尽管二者可能各自有其独特的形式，但大多数是可以重合的。因此，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经常表现出一致性。从客观性而言，二者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利益关系出现差别的结果；从主观性而言，二者都是对规则所认可或保障的要求的范围的自觉意识。可以这么说，道德权利从施行方式上说是为一定的道德体系所认可的、由特殊的道德调控方式所维系的权利，从要求方式上说是索要相应义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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