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调查的发现，与我们在书面《
刑事诉讼法》上看到的情况相去甚远，这也构成了本次研究的源动力。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事实的情况是，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还不到1％！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 但是本文主要从法院角度切入，分析证人出庭的正式制度和审判实践中的差距，以及审判机关在证人出庭问题上采取的策略问题。
首先，证人不出庭是审判人员面对司法资源紧张的实用策略。虽然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听取” 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事实上，这条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已经形同虚设，因为刑事案件数量的急剧增加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已经使得基层法院审理的大多数刑事案件，不可能通过如此“繁琐”的程序来进行。以笔者调查的A法院为例，根据统计，该院2003年审判人员人均结案 197件，与法官的访谈发现，虽然60％以上的案件可以采用简易程序，但工作压力还是相当大。尹法官2004年4月－12月审理案件167件，胡法官称2003年全年审案295件，2004年专审普通案件，一共120件，其中只有三分之一采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笔者在该法院旁听的案件中，大多在短时间完成，一个早上开三个庭并不是难事。 在C法院，因为近年来案件连年大幅度增长，审判任务变得极其繁重，许多新收案件的开庭日期都要排到几个月之后，部分案件还未排上开庭就超过审限。根据该院统计，2005年该院一线法官人均年办案已经达到198.4件，以至法官不堪重负。五年来全市申请辞职和提前退休的法官有75人，占全市法官总数的11.7％。在案多人少的现实面前，很多诉讼程序都不得不进行简化。证人出庭程序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制度，渐渐边缘化。笔者为此专门翻阅了A法院存档的《开庭前工作准备工作笔录》，发现以前的两种格式的笔录，前期的笔录有载明通知书送达证人一项（虽然都是空白），后期的笔录干脆省略该项，仅余四项（审判人员、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开庭通知送达公诉人、开庭日期公告）。询问法官得知，该笔录为书记员制作，因为“送达证人”一项通常都为空白，所以后来为了实践的方便删除了该项。证人出庭通常由法院传唤，法官们认为，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平均每天处理一个案件，不可能再花太多精力去动员证人出庭作证。即使给证人发出庭传票，证人也不一定来，所以后来法院不再主动通知证人出庭，甚至对要出庭的证人也不再发传票。大多数审判人员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务实的处理方式。
其次，证人不出庭反映了审判人员追求实体真实的功利策略。笔者认为，在证人不出庭问题上，法院的审判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访谈了解到，法官对于证人证言的重要性有相当的认识，甚至把证人证言放在刑事判决书证据顺序的第一位。但是他们也认为，侦查机关取得的证言真实性比较强，不大会存在伪证的情况，相反，证人出庭作证有可能存在伪证的动机。接受访谈的法官表示，他们也赞同有疑点的案件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但是出庭作证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目前不可能达到。如果在可以保证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下，证人出庭就没有什么必要。而所谓证言真实性的保证，法律上既没有规定相关的要件，实践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大多数都是靠承办法官“自己拿主意”。多数法官认为，侦查机关取得的证言笔录通常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不会影响实体案件结果的处理。从上述情况可以推断出，刑事审判法官对于证人证言的重要性虽有相当的认识，但却认为在能够保证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下，证人出庭程序可以省略。为了弥补证言可能出现的错误，法官大多采取了以其他证据印证证言的方法，但没有采取当庭质证，相反，庭外调查核实证言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在A法院，笔者发现，在某案件中，辩方律师提出书面申请5名证人出庭，法庭未予准许，认为“没有必要”。在另一个案件中，有一名辩方证人（被告人的妻子）出庭，其证言与庭前供述有部分出入，法官没有进行当庭对质，而是在庭审后谈话核实证据。在C法院的某个庭审中，公诉人提出了8个证人的证言，第一被告人对其中一份证人证言提出了质疑，认为其证言是虚假的，自己可以与证人对质，但是公诉人没有直接回复被告人的质疑，而是以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以及其他同案被告人的指证，驳斥了被告人的辩解，并且认为这名被告人改变先前的供述，属于认罪态度不好，建议法院“从重判决”。法院没有对双方就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问题再法庭上做进一步的调查，而是宣布庭审结束，定期宣判。调查发现，对于庭审中出现的质疑证人证言并要求证人出庭的问题，法院通常会采取直接拒绝或者庭后核实这两种方式。这一方面说明了控方获得的证人证言总体上还是较为可信的，另一方面也为法官直接认定证人证言效力打开了方便之门。调查发现，侦查中获得的证言笔录最后被法院直接采信的比例，至少在90％以上，远远高于民事案件调查中证言笔录被采纳的比率。这种现象表明，在对待证人证言的问题上，法官比较信赖侦查机关，相信侦查机关所作笔录的真实性，甚至胜于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信赖。为了确认证言的真实性，法官在刑事诉讼中依然发挥着庭外调查核实证据的职权，反而虚置了开庭审理中本该进行的质证程序，新
刑事诉讼法所推崇的对抗制审判成了一种“摆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