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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支配研究者研究方法选择的，固然与其所受教育和训练的背景有关，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立场问题，也即他是立身于法治之外，将法治作为与己无关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或者是置身于法治之中，将法治视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千百万人的事业和活动。笔者以为，法学研究是很难像科学与艺术那样超脱。每一个生活在自己本土文化中又对本民族苦难有切身体验的人，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究竟有多少客观性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不是否定社会学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而是说，法学研究者应该考虑自己的立场，考虑自己的成果与自己所处时代的关系。一个有所投入的法律问题研究者，是难以避免在自己“客观”的、描述性的研究中的主观倾向的。
总之，法律和法治都是与人的价值观念紧密联系的概念。现代法治是人对自己理性能力的确信的产物，若将法治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秩序，等于否定法律的理性基础，必将导致对法律本质的怀疑。如此，法律就不再是意义的符号和价值的系统，而是与人的生存的意义毫无关系的规则；法治也就失去了价值基础。所以，现代性的消解和理性的解构在瓦解法治的同时，也分裂了维系社会的价值及规范，预示了社会的失范和无序。重建理性与维护现代性也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注释】 （1）葛洪义为西北政法学院教授。
（2）朱继萍为西北政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
（3） 拉德布鲁赫著，米健、朱林译：《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4） 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5）余灵灵著：《哈贝玛斯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06页。
（6）“规则模式”是指运用国家立法的手段推动法治进程的法制现代化方式。参见葛洪义、李旭东文：《法制现代化：规则模式及其指向》载《法制现代化》第3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8页。
（8）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7页。
（9）梁治平在对清代习惯法的分析中指出，中国清代民间组织和民间法在国家之外的独立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没有、不能也无意提供一套民间生活所需的规则、机构和组织。在保证赋役和征收和维护地方安靖之外，国家绝少干预民间的生活秩序。”——梁治平著：《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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