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整体责任，笔者也不认为是严格责任。我们首先看共同犯罪的主犯和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有论者认为，我国刑法第26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第4款规定：“对于第3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这种处罚已经不限于追究其个人直接所犯的罪行的责任，而是扩及到追究他能左右的集团其他成员所犯的全部罪行的责任，或者他所参与的犯罪中其他成员的全部犯罪的责任，这是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和一般主犯在量刑上追究严格责任的例证。[21]笔者认为，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组织犯。从客观要件看，组织犯实施了犯罪的组织行为，即组织、领导、策划、指挥等行为；从主观要件看，有组织犯罪的故意。组织犯可能不直接参加实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实行犯的了解可能并不那么具体，但只要实行犯实行的犯罪是组织犯预谋的，他对实行犯的情况了解是否具体，不影响组织犯的成立。组织犯应对犯罪集团成员所实施的他所预谋的全部犯罪行为负责。[22]因此，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并不是量刑上的严格责任，而是贯彻了罪过责任原则，贯彻了罪刑相当原则。首先，组织犯在主观方面有组织犯罪的故意，表现了较大的主观恶性；其次，组织犯的组织、领导、策划、指挥等客观行为，使犯罪的实施有计划、有步骤，使犯罪集团各成员能够协调一致，使异心别体成为同心一体，从而使犯罪目的更易得逞，尽管他有时不一定亲自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也应该对其所预谋的全部犯罪行为负责。我们再看“对于第3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的规定，这种主犯相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又称其他主犯，他们或者在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挥下参与某种犯罪，积极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一般共同犯罪中积极参与某种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或者组织、指挥一部分同伙进行犯罪活动，但还不构成犯罪集团。与以上分析同理，他们有犯罪的故意，其社会危害程度与人身危险程度虽没有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大，但与其他共犯相比是严重的。
刑法规定这样处罚，同样是贯彻了罪过责任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主张法人责任是严格责任的观点认为，法人犯罪的出现，是对罪及个人原则的冲击，立法对法人刑事责任的肯定，便是对刑罚绝对个人主义的否定。对法人判处罚金，显然是使没有参与法人犯罪，甚至对法人犯罪持反对意见的单位成员同样承受了刑罚后果。因为，对法人判处罚金肯定会影响其成员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因此，单位整体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23]。对法人整体责任，陈兴良先生认为，法人成员的行为只要是为法人利益实施的职务行为，均应视为法人行为，只有并非为法人利益而是为其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才视为法人成员的个人行为。法人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具有其利益追求与行动目的，法人成员在这一范围之内的活动应视为法人行为，因而对法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是罪责自负原则的体现，[24]不是“转嫁”、“代罚”或严格责任。笔者持此种观点，即法人整体责任不属于严格责任。
对于英美
刑法中的代理责任，即一个人虽然没有罪过，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地位或职位，要对其他人（通常是他的雇员）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的情况，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中也有这种代理责任。所举例子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对销售伪劣产品的规定，其中有的条文中没有规定“明知”，即由此认为，雇主对自己及其雇员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行为有可能承担严格责任。[25]笔者认为，这也不是一种严格责任。原因在于，
刑法虽没有明确规定“明知”，但并不能排除故意的主观心理，如果雇主确实是明知伪劣产品而销售，理所当然应负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即使雇主并没有销售伪劣产品的故意，或者说他是根本不知道销售的是伪劣产品，他也应该负过失责任。如果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是雇员所为，雇主不知情，他同样是一种过失责任，这是一种监督过失责任。所谓监督过失是指两个以上有从属关系的人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由于被监督者所实施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而追究监督者的过失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