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过失论所强调的结果避免义务，是以行为人有具体的结果预见可能性为前提的，如果不存在具体的结果预见可能性，就不能要求行为人为避免其预见的可能结果而采取必要的拖施，因而也就无所谓结果避免义务，那么即使因此发生了危害，也不能令行为人负过失责任。随着高科技广泛运用于工业企业，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如环境污染、食品中毒等，情节严重者，往往给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带来巨大的危害，这种企业灾害，企业有关人员一般无具体的结果预见可能性，若因此而不追究有关人员的过失刑事责任，对于社会安全的维护显然是不利的，因此，日本学者藤木英雄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具体发生虽无预见可能性，但对其活动足以致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发生某种危害，应当有一般的不安全感、危惧感，既然有危惧感，行为人就应当积极地探求未知的危险，或还没有意识到的与未知的危险的可能，采取措施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若行为人未尽其避免结果的义务，就应令其承担过失责任。
后来，这一观点得到了板仓宏教授的有力支持，在理论上逐渐形成“新新过失论”，由于它在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预见上以具有危惧感为满足，并不要求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因而又称“危惧感说”。
(二)关于新新过失论的争议
新新过失论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日本学者大谷实、三井诚等认为，新新过失论使过失犯的心理要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趋于稀薄，既有背结果责任，亦与责任主义相抵触，同时新新过失论要求行为人一有不安感，危惧感，就应采取避免措施，否则，致使结果发生，就应追究刑事责任，这与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相近似，扩大了过失犯的成立范围。危惧感论者则坚持，责任主义的机能，在于禁止对根本无结果预见可能性者予以非难；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虽无具体的预见可能，但有一般的不安感、危惧感，即应认为仍有结果预见的可能性，有此预见可能性，行为人就产生了避免结果发生的义务；行为人不积极地履行此义务，致使结果发生，理所当然应当论罪。当今社会中，其组织活动产生的灾害事故日趋严重，考虑行为人在组织机体中的立场、地位，依其结果预见可能性程度，合理地确定其结果避免义务的内容，是完全合理的。对于新新过失论的提法，也有学者表示异议，认为危惧感说的理论特色，基本上仍属于新过失论的范畴，仍脱离不了以结果回避义务为中心的过失论，作为过失理论的构造，绝不是新的理论。只不过新过失论把结果回避义务变得稍稍缓和，很大程度地缩减了过失犯的范围；而危惧感说比较严格些，适用最大程度的回避结果义务，反扩大过失犯的成立范围，如此而己。故危惧感说仍不脱离新过失论的范围，没有什么新过失论、新的新过失论之分。笔者认为这种见解有道理，因为危惧感说的基础也要承认新过失论的结果回避义务，因此，危惧感说仍是新过失论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