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本文中的持有型犯罪，笔者倾向于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必要说。首先，我们看违法性认识不要说。根据主客观统一的犯罪故意概念，认定犯罪时，除了行为人的行为外，同样要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这种主观恶性即为反规范的主观恶性。如果没有这种反规范的恶性，刑事责任的追究就是无根据的。如果否认违法性认识的必要性，仅仅要求对犯罪构成的事实有所认识，无疑会扩大犯罪圈，这与
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背道而驰。作为持有型犯罪而言，本身即为严密刑事法网、强化法益保护而设立的具有堵截犯罪功能的一类犯罪，如果再将违法性认识也排除在故意之外，无疑会给刑罚权的滥用大开方便之门，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就处于危险之中。其次，违法性认识必要说也存在缺陷。如果认为故意的成立以违法性认识为前提，那么，越是知法懂法的，就越可能成立故意犯罪，越是不知法不懂法的，越是不可能成立故意犯罪。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与公民的知法义务相冲突。因此可以说，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怂恿公民不知法律。至于自然犯和法定犯区别说，因为二者的区分是相对的、流动的，对于许多犯罪而言，人们无法证实它是自然犯还是法定犯，而使这种学说失去意义。另外，在这几种观点的争论中，所说的违法性到底是指形式的违法性（行为违反
刑法的规定），还是指实质违法性（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从这些观点分析，我国学者对此的讨论，应该是指形式的违法性（我国刑法中的违法性），即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法律。笔者同时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离开我国刑法的实然规定。从我国刑法的规定看，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即只要求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明确地认识，并没有规定要求对行为的违法性（形式违法性）有明确认识。从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的关系来看，严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才能认定为犯罪。某种行为一旦被
刑法规定为犯罪，就表明这种行为具有足以构成犯罪的必要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也就具有了刑事违法性特征。即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现，违法性可以通过社会危害性充分反映出来。现实生活中，行为人只要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对构成犯罪的事实有了认识，也就意味着对其行为的违法性有了认识，所以在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有无故意时，通常只须查明他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认识，就足以说明他对行为的违法性是否有认识。
如果成立故意只要求危害性认识，而不要求违法性认识时，是否扩大或缩小了故意的范围？有人提出，“大义灭亲”时行为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行为，有益于社会，应该说行为人没有认识到社会危害性，但是，行为人知道杀人犯法，应该说行为人认识到违法性。然而，某种行为有无危害，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认识确定的，而是根据一般人的认识予以确定，法律正是根据一般人的认识禁止犯罪的，谁都知道法律禁止的行为是有危害的行为，立法者不可能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所以认识到违法性就必然认识到了危害性。再说，“大义灭亲”也是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因素，因此，在认识到了违法性的情况下，不可能没有认识到危害性。由此看来，只要求危害性认识，并不会缩小处罚范围。另一方面，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仍然决意实施该行为，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时，其主观罪过不仅明显而且严重，应以故意论处。所以，只要求危害性的认识，并不会缩小或扩大处罚范围。因此，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必要说较为妥当，它原则上坚持了违法性认识必要说，但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确实不能认识违法性的，就排除故意的成立。
